陈毅口中的“张老”：张鼎丞与“南下人”的故事(4)

　　7

　　南下服务团出征的第一天，在莘庄就遭敌机袭击，卫明、金基和等4名战士不幸遇难，竹立、商铭等14人受伤。

　　惊闻莘庄血案，张老十分悲愤。

　　他立即电话指示伍洪祥：“想办法跟当地驻军野战医院联系，请求他们支援，抢救伤病员！对死难的同志要隆重举行追悼，妥善处理善后工作，动员全团战士化悲愤为力量，振奋精神，树立信心，经受考验，继续南下！”

　　莘庄遇袭，血染征途，既是意外，又在预料之中。

　　对于南下途中的安全问题，张老早有考虑并作了安排。

　　他曾和陈毅、粟裕商量决定，从华东军区抽调一批精干战士，组成一个连，武装护送南下服务团安全到达目的地。

　　护送任务交给阮文炳负责。

　　阮文炳，福建永定湖雷人。从小就跟随张老在闽西大山中、在苏皖抗日前线、在大江南北解放战场上，艰苦转战，屡立战功。此时，他是三野八兵团二十五军七十四师的一名副团长。七月初，他接到师部通知：五天内到十兵团报到，准备随军南下福建。

　　阮文炳来见老首长。久别重逢，张老紧紧握着他的手：“小阮呀，交给你一个任务，带一个连武装，一路护送南下服务团随十兵团进军福建。”

　　“南下服务团？什么队伍？”阮文炳对“南下服务团”这个名称还很陌生。

　　“是一支‘学生军’。”张老说。“调你到南下服务团参谋处任职，负责南下途中的武装保卫工作，务必把他们安全送到福建去！”

　　张老特别叮嘱：“浙赣线虽然打通了，但沿途残匪很多，特别是江山县一带，是国民党大特务戴笠和毛森的老窝，潜伏的匪特肯定会伺机骚扰、拦劫、打黑枪。这一支‘学生军’年龄都很小，有的还不到十六岁，刚刚走出校门，刚刚离开家，没有行军打仗的经历，遇到突发情况不知怎么对付。你带一支部队打前站，沿途侦察，沿线布哨，一路护送。小阮呀，这支学生军可是我们的财富，你可不能麻痹大意哦！”

　　按照张老的嘱托，阮文炳立即到华东军区“借兵”。军区调用了特务团的一个加强连，配备了轻重机枪，还加派了一个姓纪的营长带队。

　　1949年7月16日，阮文炳提前三天带几个参谋先行出发，沿沪杭铁路侦察前进。当时，石湖荡大桥已经被炸毁，火车到此无法通过，必须弄到船只，从水路到枫泾，然后再乘火车。阮文炳找当地政府联系，花了3天时间才弄到40多艘小船，等待服务团的到来。

　　然而，莘庄遇袭的不幸消息突然传来，他感到问题严重。急忙从松江赶回莘庄，看到遇难的同志，心里很难过：“我辜负了张老的重托！”

　　莘庄遇袭，血的教训！团部决定：到达杭州休整时，对全团战士进行野外防空知识教育和训练。行军路上，若有乘坐火车，则把重机枪架在车顶上，随时防备敌机低空袭击。

　　7月24日，南下服务团各个中队陆续到达江山县后溪街，在这里进行第一次休整。

　　率领南下干部纵队先期到达新塘边的张老，在百忙中抽出时间来后溪街给南下服务团作了一天的报告。

　　他总结了前一段的工作，介绍了全国解放战争的形势，介绍了福建的情况，以及进入新区的各项政策。

　　他说：“南下途中遇到的种种困难和艰险，对革命青年来说，都是一种锻炼和考验。年轻人多吃点苦，多经受磨炼，对你们的成长有好处。”

　　休整之后，开始第二阶段的行军。为了保密安全起见，团部决定全团战士一律取下胸章，对外统称“南海部队”，各大队的代号是：一大队为“建瓯大队”，二大队为“福安大队”，三大队为“漳州大队”，四大队为“泉州大队”……张老叮嘱阮文炳：“省委干部队伍准备越过仙霞岭进入福建。这一段路程山高路险，行军任务更为艰巨。仙霞岭上匪特更为猖獗，你们前哨部队要增加兵力。不行，就从江西上饶、铅山绕道走，从武夷山分水关入闽。”

　　阮文炳谨记张老的叮嘱，率部打前站，一路侦察，一路设防，不敢有丝毫的麻痹大意。

　　8

　　江山县的后溪村有一条小溪，流水潺潺，清澈如镜。

　　在七月流火的季节，长途行军，累了渴了，见到这清凉的溪水，谁不想下去舒心地泡一泡，洗个澡！

　　一天，沈芦和中队里几个年纪最小的女战士，去溪里洗澡、洗衣服。洗浴之后一身轻松，双手都捧着一堆湿淋淋的衣服，说说笑笑地一路往回走。

　　“团长来啦！”有人一声喊，几个小姑娘紧张得不知所措。

　　此时，张老与团部几位领导向他们迎面走来。

　　走到近前，张老带着他那特有的微笑，好像在审视什么，从头到脚打量着这一群小战士。忽然，他指了指那几个穿着很不合身的大号军装的女战士，诙谐地说：“哦，这几个还是儿童团嘛！”

　　本来，她们还有点拘谨，不敢打招呼，不敢说话，听张老这一说，便哄然大笑，嚷开了：“首长好！首长好！”那银铃般咯咯咯的笑声，洒向小溪，洒向山间！

　　沈芦后来回忆道：“行军路上这次短短的邂逅，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张老诙谐的一句话，便解除了我们初见首长的那种局促和不安。”

　　队伍行进到江西的铅山，传来福州解放的捷报，全团欢呼，军心大振！

　　张老从建瓯给伍洪祥打来电话：“十兵团已继续向闽南进军，闽江以北解放了的城市急需干部接管，服务团应尽快赶到福州。你们把病号、年幼体弱的、走得慢的集中起来派汽车送。不能丢下一个人！”

　　根据张老的指示，伍洪祥决定把4个大队中年幼体弱的人员和病号，集中起来组成第五大队，由罗铭、马丁(张道时)两人担任大队长和政委，负责带队。

　　这第五大队被称为“骡马大队”，谁也不愿意参加。对于这一批热情如火的青年学生，谁能甘心成为行动迟缓的落伍者？所以，各个中队的动员工作非常难做。

　　难归难，为了不影响行军速度，最终还是集中了300多人。

　　据张道时回忆：“一天，行军途中，伍洪祥副团长坐吉普车来看我们。他询问了一些情况，亲切地交代一些应当注意的事。临走时，他严肃地对我说：‘马丁，不要麻痹，丢一个团员，我要你的脑袋！’我愣住了，实话说，起初我着实想不通，问题有那么严重吗？当晚，我辗转不能入眠，想来想去，想起1939年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时，听同班同学侯政说过，在长征途中，组织上把他从一个军团调出去搞休养连，这里有一批重要的体弱同志和病号。开始，他怕责任太重不想去，后来，总政委周恩来亲自和他谈话，谈得很亲切，临走时却严肃地交代他：侯政，你要是丢下一个人，我就杀你的头！开始他对这句话想不通，后来才逐渐理解它的深刻含意。往事竟是惊人地相似！我终于领悟到，不许丢一个人，这句话渗透着人世间最高尚的情感！因为这‘一个人’是我们这个最高尚的革命集体中骨肉相连的组成部分，没有千千万万的‘一个人’，哪有革命集体的强大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