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毅口中的“张老”：张鼎丞与“南下人”的故事(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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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年9月，南下服务团全体安全到达福州。

　　他们从上海出发，走了120天，行经江苏、浙江、江西、福建4个省，全程二千五百里，其中步行八百余里。

　　全团集中在郊区后屿村进行短期学习整训，等待分配工作。

　　很快就要分散到全省各地，在新的工作岗位上施展自己的才能和智慧。每个人心中都充满了渴望！

　　临别前夕，张老来给大家作了一次报告。

　　沈芦在《一次难忘的报告会》回忆文章中这样写道：

　　那是10月6日，这一天云淡风轻，阳光明媚。上午八时，团长准时来到我们的营地。和大家一样，身上穿着一套褪了色的棉布军装，既不像有的首长那样严肃而不苟言笑，也没有在和蔼中显示出一种居高临下的持重。从他的仪态举止之间流露出来的那种从容、温和、幽默、谈谐的气质，使我们这班初进革命队伍的小鬼感到亲切和自然。当然，由于长期经受血与火的锤炼，有时在他身上也散发出一种带有硝烟气息的刚毅和果断。

　　报告的场所设在一所小学的礼堂里，人多屋小，连窗台上、讲台的台沿以及左右两侧都坐满了人。加上会前、会间充满了《解放区的天》等此起彼伏的歌声，使得礼堂的空间显得更加狭小了。

　　报告的命题是《为人民服务》。他针对知识青年的思想特点，联系自己在革命斗争中经历的种种考验，精辟地阐述了个人前途与革命前途的辩证关系。

　　我们的团长以自己亲身经历过的史实，阐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无私无畏、任劳任怨的宽广襟怀，深深地感动了大家。他一再勉励我们：在处理革命利益和个人利益取舍时，要正确对待；在任何情况下，要相信党，相信群众。他说：“我们共产党人依靠谁干革命？群众！既然要依靠群众，不能不关心群众的生死痛痒。当年我们游击队处处为群众的利益着想，所以群众冒着危险给我们送粮、送盐、送油、送情报，危难时刻，舍生忘死掩护我们的干部和战士。

　　他给我们讲了这样一个感人的故事：在斗争非常艰难的日子里，有一段时间，他和几位同志藏在赤寨村的一眼废弃的炭窑里。这眼炭窑离山上敌人的碉堡只有百来米远。每天早上都能听到出操的敌人在呼叫“活捉张鼎丞”的口号；然而他们却藏在敌人的鼻子底下，既不挨饿又不受冻，安然无恙。一个寒冬的夜晚，敌人下山包围了村子，一连杀死好几个人，逼他们交出张鼎丞，但人们宁死不屈。后来敌人又以重金悬赏缉拿张鼎丞，他风趣地说：敌人说我身上带有多少多少钱。其实那时我身上除一只生了锈的怀表，连一分钱也没有！

　　他的讲话深入浅出，没有高深的理论，但细细琢磨，几乎每一句话都寓哲理于生活之中，发人深思，耐人寻味，不时引发起全场的热烈掌声与笑声，台上台下沉浸在一片融洽的气氛中。

　　言笑之间，他顺手从口袋里摸出一包“白锡包”香烟，点燃一支，边吸边讲。这烟在当年是一种高级的英国烟。这时，会场一角，不知哪个中队的同志给他递上一张小纸条，他展开一看，连连点头称赞：“好，这个意见提得好！”接着，就一字不漏地当众宣读了一遍：“团长同志，您为什么要吸外国烟？你们在打游击的时候难道也吸这种烟吗？”

　　虽然这是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供应部门按标准每人4盒分配给省委几位领导同志的，但张鼎丞却认为这个意见的真正涵义，在于提醒大家不可忘记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特别是在革命取得胜利的时候。

　　他说：“我们党是代表人民群众的最高利益，每个党员的一举一动，都和群众的利益休戚相关，稍不注意，就会脱离群众。我谢谢这位提意见的同志！”

　　他那郑重恳切的话音刚落，一时屏息静气的会场，立刻爆发起热烈的掌声，似急风，似暴雨，经久不息。

　　也许，今天的年轻人很难理解我们当时的心情。在那个时候，即便年龄与我们相仿，只要是从老解放区来的，像我们中队卫生员小刘，我们心中都十分敬佩，更不要说对我们团长这样一位曾经为革命出生入死的前辈。他身居高位，在对待一条在今天看来难免带有几分稚气和偏执的意见时，竟是如此虚怀若谷，怎不使我们倍加敬仰！

　　10

　　解放初期，福建省委审查处理了党内两个大案：一个是原闽西南白区党组织“陈华案件”，一个是原闽浙赣省委“城工部案件”。

　　前者是张老在福建工作期间得到了正确处理。后者是张老调离福建后，在他的关心、指导下也予以平反纠正。

　　曾鸣、徐益初这两个“南下人”自始至终参与了两案审查工作。

　　“陈华案件”的起因：从接收的敌特档案中发现，闽西南党内负责人陈华被捕后投敌叛变，写了供述的材料。这一发现，怀疑闽西南地下党极有可能是敌人的“红旗党”。

　　省委把这一情况报告华东局和党中央，经研究决定，成立专案审查委员会，采取措施，对其进行隔离审查。

　　闽西南地下党的发展历史，张老是熟悉的。1938年，他率新四军二支队离开闽西后，闽西南的党组织仍然坚持斗争，红旗不倒。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情况非常复杂，党的各级组织都受到挫折，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把闽西南地下党说成“红旗党”，这是个重大问题，如果搞错了，必将伤害许多同志的心。处理这个问题，张老非常慎重。

　　专案委员会成立的时候，张老郑重交代：“一定要贯彻执行延安整风时确定的审干方针，要注重调查研究，实事求是，重证据不轻信口供，严禁逼供信！党的历史证明，过去肃反工作犯错误，往往是逼供信造成的。所以审查时务必保持清醒的头脑，做结论要根据事实，绝对不能夹杂丝毫的主观因素。在没有弄清问题前，对被审查的人仍应看成是自己的同志，要做好思想工作，要安排好生活，不能歧视、伤害他们。在审查中，要集中力量弄清陈华被敌人释放后究竟与敌人有无联系，有没有执行破坏地下党的计划，这是决定这个地下党组织性质的关键问题……”

　　在审查委员会办公室工作的曾鸣、徐益初等按照张老的指示，带调查组开展广泛而深入地调查，搜集整理了数百万字材料。通过认真分析研究，最后认定对这个“红旗党”的判断不能成立！

　　总结时，张老语重心长地说：“审干工作一定要实事求是，我们的目的是要把问题搞清楚，不能认为查出敌人越多成绩就越大。你们把这么多同志的问题搞清楚了，解除了他们的思想包袱，就是了不起的成绩！”

　　1954年，张老正式离开福建，先到中央组织部、后到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对福建“城工部案件”的审查他始终关心。这一冤案的平反昭雪，让死者瞑目，幸存者释怀！

　　11

　　厦门，是打开福建对外交往的一扇门户。

　　张老经常到厦门视察，看望在厦门工作的“南下人”。

　　一次，在鼓浪屿的一个招待所里，张老找来几个“小战友”座谈。

　　听说，有人不太安心在厦门工作。张老问：“为什么？”

　　“小战友”七嘴八舌：有说“厦门不如大上海”，有说“厦门是前线，天天听到的是隆隆的炮声”，有说“想再去上大学”，有说“想家呗！”……

　　张老思忖着，年轻人思想活跃，各有各的理由。怎样才能解开这些思想“活结”呢？再说大道理，怕不爱听；既是座谈，不妨随意些，同大家交交心：

　　“你们知道当时省委怎么考虑把你们放在厦门吗？你们也许不知道。”张老点燃一支烟，慢慢地说开来。“把你们分配到厦门来，省委经过讨论，作了慎重的选择和决定。在上海的时候，华东局对福建干部的安排非常重视，华东局认为，上海是全国最大的一个城市，干部配备要强。福建是海防前线，蒋介石集团败退台湾，随时准备反攻，进进退退，斗争非常激烈，还可能有反复。厦门是侨区，是东南亚华侨最多的一个地方，厦门的一举一动，关乎全国，关乎海内外。再一个，还有解放台湾的任务，必须在闽南地区培训出一批得力的干部来。所以干部配备也要强，不仅政治上要可靠，还要有一定的文化素养，一定的政策水平。上海，福建，是我们华东局组织部重点配备干部的地方。但是，解放战争形势发展非常快，干部严重不足。你们是上海青年学生运动的骨十，政治觉悟高，有知识，有能力，华东局决定从青年学生中选拔人才，进军福建。省委又把你们从南下服务团中选拔出来，分配来厦门工作。可以想想，你们身上的担子有多重？”

　　张老吸了几口烟，缓缓地吐出气。停了一阵，他又接着说：“厦门比上海小，是事实，是现状。上海也不是一下子就那么大，也是经过几百年才发展起来的。厦门虽然小，但是可以建设，可以发展，将来也会像上海那样漂亮！厦门是海防前线，天天听到炮声是正常的，没什么可怕，常听就习惯了。你们不是要当守卫海防的英雄战士吗？炮声就是对你们的考验！想上大学，想回家看望父母亲，这都合情合理，有的是机会呀！现在是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即将到来，那时候，就怕你们的知识不够用了……”

　　张老的一席话，让“小战友”如醍醐灌顶，顿然开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