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报：敌人从未放松渗透破坏 文化思想战你死我活(2)

　　2、文化的强音，常常在最黑暗时震烁；文化的震颤，也常常在最危险时产生

　　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屠杀了无数国人的生命，摧毁了中华儿女的家园，却永远无法撼动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在抗日战争的不同阶段，抗战文化在忠实履行着反映现实、鼓舞民心、激励军心的特殊职责中，以一大批高质量的文化成果，极大推进了中华民族意识的觉醒，为夺取抗日战争全面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与支撑。

　　日本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使中国文化界的灵与肉都受到了空前的震荡。在艰难困厄的环境下，知识分子主动或被迫走出了象牙塔、亭子间，或者投笔从戎、奔赴战场，“执干戈以卫社稷”；或者卷入逃亡流浪的人群之中，一面苟全性命于乱世，一面从事国民教育事业，以唤起更广大民众的自觉。这支文化大军的主力，已经无暇享受闲情逸致，而是时刻关注中华民族之命运，并为之呐喊。

　　最早感受到国破家亡苦痛的东北青年，怀着满腔悲愤创造出一系列优秀的文化成果。“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脱离了我的家乡，抛弃那无尽的宝藏，流浪，流浪。”一首《松花江上》，集中反映了山河沦陷的痛楚，更饱含亿万中国人民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广为流传的街头剧《三江好》《最后一计》《放下你的鞭子》，激起了无数人的共鸣和义愤。国民党编印的《中国历代贤豪传》，陈安仁的《中华民族抗战史》，王敬的《中国名将传》，以及郭沫若的《虎符》、吴祖光的《正气歌》等史书史剧，点亮了无数人的民族自豪感和救亡使命感。在抗战文化的感召下，全体中华儿女团结一心、共御外敌的热切期盼，冲破重重屏障，汇聚成一股不可阻挡的洪流。

　　全面抗战爆发后，面对日本侵略者的疯狂进攻，人们更加深刻地意识到，一个弱国抵抗强国的侵略，想要彻底打击武器兵力占优势的敌人，必须更加充分地发挥文艺这一激励人民、发动大众的有力武器。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抗战文化旗帜下，在中国共产党的大力倡导下，建立并形成了共赴国难、一致对外的抗日文化统一战线，集聚了当时中国最具代表性的文化精英。各类抗战文艺团体组织不同类型的工作队、宣传队、漫画队和剧团，一队复一队地走向兵营、战壕、原野，使这些地方成了激励战斗意志的一线课堂，抗战话剧、抗战电影、救亡歌曲成为武装民众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硝烟中、战火中，国统区、沦陷区、敌后根据地，到处都兴起了抗战文化的热潮，激荡着全民抗日的呐喊与怒吼，回荡着英勇杀敌的血性与豪情。

　　只有在文化上觉醒的大众才是更有力量的大众。文化教育落后是中华民族在近代以来落后挨打的深刻根源之一。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中国的教育事业受到严重损失，108所高校中，80%以上被炮火毁坏，国民教育处境维艰。中国共产党人为了造就更多的抗战人才和民众，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早在1937年5月，毛泽东就指出，中共急需“许多最好的干部”，也急需千百万群众投身于中共所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除了建立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等军事院校发展干部教育外，还通过开办识字组、识字班、读报组、半日学校、冬学等，大力发展扫盲教育和普通学校教育。在解放区，人民的文化生活创造了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兴盛景象：村村都建有文化组织救亡室、农民剧团、扫盲学校等，使成千上万世代受压迫而与教育无缘的农村成年男女告别文盲。《解放日报》社论当时这样写道：“有些人曾认为在战争中，不可能有任何文化运动，战争来了，文化只有退位，只有逃亡。但是，今天的事实却告诉我们，包容着广大人民的冬学运动恰恰就展开在战火最炽烈、战斗最残酷的地区……”

　　回望这段深重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中华民族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整体精神气象和中国抗战文化的繁荣发展，我们所得到的是一幅悲壮与凄怆、苦难与辉煌、觉悟与沉沦相互交织的斑斓图像。大动荡的时代刺激了抗战文化的崛起。无论是学术思潮，还是文化运动；无论是文学艺术，还是国民教育；无论是宗教文化，还是民俗习惯，都经历了战争的洗礼、血火的熔铸，使中国文化重新焕发出血性之勇，彰显出民族之志，也升华了革命之理想，复兴之图腾。就像郭沫若说的，人们从中看到了“一个新的时代、新的天地、新的创世纪”。

　　3、抗战文化在鲜血的灌溉中与救亡图存融为一体，不断迸发出气贯长虹的英雄之气、血性之光

　　丘吉尔在二战时曾说，“不伴随力量的文化，到明天将成为灭绝的文化”。

　　抗战文化是中华民族奋起救亡的心声，是民族解放斗争的号角，激起了全民抗日的热潮，谱写了中国人民英勇抗敌无比壮阔的历史篇章。当中华民族亘古以来生于斯长于斯的这片热土受到日本侵略者的践踏和蹂躏时，文化禁不住歌于斯哭于斯，不再浅唱低吟、漫弹风月，在血泪之中率先采取各种艺术形式，运用各种教育方法，激起中国人的强烈愤慨和深切忧患，唤醒中国人的曾经沉睡的心灵。

　　抗战文化大军是一支战斗在最前沿的生力军，在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之下顽强抗争，既先声夺人，率先发力；又发自心声，催人奋进。“九一八”事变次日，上海左翼戏剧家联盟“大道剧社”立即创作了一部反映人民抗日要求的独幕剧《乱钟》。1932年1月28日，《乱钟》在暨南大学演出，当演到日本侵占沈阳的炮声响起时，日军进攻闸北的枪声同时也响了起来。霎时，舞台上东北大学学生冲出寝室到操场上集合的情景真实再现于舞台下。2000多暨南大学的学生齐集操场，高唱起救亡歌曲，自觉发起支持国军抗战的学生运动。“一二八”第二天，众多学生民众欢送十九路军开赴战场，犹见“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悲壮。4个月后，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在悼念阵亡将士时手书挽联：“自卫乃天赋人权，三万众慷慨登陴，有断头将军，无降将军，石烂海枯犹此志；相约以血湔国耻，四十日见危授命，吾率君等出，不率其入，椒浆桂酒有余哀”，字字迸泪，足见忠勇。

　　文化是一种看不见的力量，它能冲破任何屏障，摒弃一切前嫌，真正凝聚起全民族统一的抗战意志。1937年，日本侵略者燃起了全面侵华的熊熊战火，也点燃了抗战文化的熊熊烈火。这一烈火以燎原之势席卷了整个神州大地，也席卷了每个中国人的心灵。广大文艺工作者以“抗战胜利，建国成功，中华民族的解放与新生”为己任，他们和全国人民融为一体，共同奏响了空前豪迈的民族解放斗争交响曲，书写了一部雄伟壮阔、激昂嘹亮的英雄史诗。在抗日烽火中，催生了一大批歌颂英雄人物和英雄业绩、彰显中华儿女奋起救亡、敢战敢胜、血性忠勇的文艺作品，有力地弘扬了民族精神，鼓舞了战斗士气。

　　丘东平的战地报告《第七连》，通过与一位身负重伤的连长谈话，记载了这支仓促拼凑且装备不良的连队，如何在上海战役中不畏牺牲、英勇杀敌的事迹。亦门发表的《从攻击到防御》，引用了一个士兵的呼喊和一个排长的日记：“抗了日死了我也就甘心了，总算当兵也当出了这样一个好结果来！”“今天我们应战了，攻击了，震动了闸北，震动了全中国，不，震动着全世界的呀！”舍身杀敌、抗战到底的自豪感跃然纸上，鼓舞人心。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摇篮之一，它养育了炎黄子孙数千年的文明，象征着中华民族的顽强不屈的精神。1939年初，光未然从陕西宜川壶口附近东渡黄河，目睹了黄河船夫与狂风恶浪搏斗的情景，回延安后仅用5天便写就了大合唱歌词。冼星海看到后十分激动，欣然为之谱曲。5月11日，四部八乐章的大型声乐组歌《黄河大合唱》在延安首次公演，之后迅速传遍大江南北，它的歌声“和黄河之水天上来的一样，从北方吼唱了起来”，这是中华儿女同日本侵略者血战到底的怒吼，是中华民族抗战必胜的宣言。

　　“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抗战文化在鲜血的灌溉中与现实融为一体，不断迸发出气贯长虹的英雄之气、血性之光。吴伯箫的散文《雪行三日》，记录了4个自告奋勇参加攻打晋东南沁水城的小勇士，他们半夜抢登城墙，扼死正在打盹的日本哨兵。不幸，敌人发觉后，两个孩子牺牲，两个被俘。被俘的孩子直挺着胸膛，全无畏惧，最后壮烈牺牲。周立波的《晋察冀边区印象记》记录了一名母亲在孩子被日军屠杀后，从昏厥中醒来，又拿起武器参加战斗。报告文学《海上的遭遇》《冀中宋庄之战》等，记录了八路军、新四军在与日寇力量悬殊的惊天地泣鬼神的战斗场景，作品中悲壮而又磅礴的气势，使许多人对共产党人的崇高品格和凛然正气肃然起敬。

　　文化是现实之光。抗战文化以及其唤醒的中华儿女的血性忠勇，迸发为强大现实力量，重新铸就了中国人的精神品格，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