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源于真实才有生命
青葱茂密的芦苇荡，随意穿梭在荡中的小渔船，点亮春来茶馆那些晃晃悠悠的灯笼，“滴水不漏”的阿庆嫂手中高高提起的“煮三江”铜壶……如今的沙家浜，仍保留着这一幅幅美丽的画面，构成了经典的沙家浜韵味。
而作为舞台上的经典，《沙家浜》的情节、人物都是虚构的，而且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难免有“高大全”的嫌疑。但无论如何，这部戏剧所依据的那段历史——坚持在芦苇荡与日伪顽强斗争的新四军英雄们和江南的人民们，是值得永远怀念的。
“艺术源于现实又高于现实，这么多年研究《沙家浜》，我越来越感觉到寻访原型人物其实意义有限，应该更多地从真正的英雄人物本身的事迹去了解、认识他们。毕竟他们才是不该被遗忘的人。”徐耀良说。
如今，剧中阿庆嫂最后一位原型范惠琴已于2003年去世了。作为剧中主角郭建光的原型之一，也是36位伤病员之一的夏光，如今正在江苏省省级机关医院度过自己人生的最后时光。医生告诉记者，老人今年已经102岁了，虽然身体还比较健康，但大脑已经萎缩，对一些人和事都记不清楚了，根本无法进行语言交流。
夏光的女儿夏春秋回忆，常听父亲唱起“待到那云开日出，家家都把那红旗挂”的旋律，也曾听父亲讲过沙家浜的故事。他说，沙家浜的水芦苇没人割的时候能长到2米多高，是掩护伤病员的天然屏障，坐在船里，就像进了迷宫一样。前头的一叶小舟本来还在视线中，一转弯就没入芦苇丛中了……
“父亲曾经嘱咐过，等他百年之后，把他的骨灰安葬在沙家浜，让他陪伴逝去的战友，一起沐浴阳澄湖上的缕缕朝霞。”夏春秋说。
现代京剧《沙家浜》闻名遐迩，其唱段更是脍炙人口，广为传唱。然而，当年剧作者汪曾祺、杨毓珉等与《芦荡火种》、《沙家浜》之间的故事却鲜为人知。
老舍“最怕”汪曾祺
我第一次得知汪曾祺的大名，始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北京文学”发表他的小说《受戒》。其实，汪曾祺的成功绝非偶然，早年，他是沈从文先生的得意门生，颇有沈先生的风范。在老舍先生任市文联主席时，汪曾祺的才学也同样被老舍所看重。有一次，老舍先生在思想生活会上说：“我在市文联只怕俩人，一个是端木蕻良，另一个就是汪曾祺。他们书读得比我多，学问比我大，今天听了他们的发言，我就放心了……”当然，这是老舍先生的谦和之言。
汪曾祺五十年代到北京文联工作也与杨毓珉有关。市文联德高望重的老领导王松声曾回忆说：“我和汪曾祺、杨毓珉都是西南联大的同学。解放初期我负责北京文委工作。一天，杨毓珉在大街上巧遇同窗汪曾祺，于是把他领到我的办公室介绍给我，并说汪曾祺也愿意来文联工作。我说，那好啊！本来我是一句客套话，没想到，杨毓珉却当真了，他把汪曾祺领到人事科说松声同志已同意汪曾祺来文联工作了，那时的人事制度不健全，原本也没当回事的汪曾祺，就这么简单地成了文联中的一员。”从此便在《北京文艺》和《说说唱唱》当编辑。
后来，年轻气傲的汪曾祺被划成右派,下放到坝上草原的河北沽源县马铃薯研究站。在那里，汪曾祺劳动之余，还日复一日地画土豆，后来竟然达到一种“想画不像都不行”的熟练程度，这也为日后他的文人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军民鱼水情的唱词卡壳了
1960年初秋，由于汪曾祺表现较好，摘掉了右派帽子，第二年调回了北京，并在北京京剧团做专职编剧，参加了改编《芦荡火种》的工作，从编剧到任《沙家浜》主笔,汪杨两人再续前缘。因为最知汪曾祺实力的莫过杨毓珉，他极力向上推荐，可是当时从外地调到北京工作手续繁杂。说来也巧,时任人事局的孙局长也是个京剧迷，所以一提此事便大开绿灯。汪曾祺从塞外重进北京，又是其命运的一个转折点。
我在和杨毓珉相处的日子里，曾怀着敬佩之情，好奇地问及“沙家浜”那些精美的唱词，才得知：“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的妙语是出自汪先生之手，“风声紧，雨意浓，天低云暗”则是出自杨先生的笔端。一个把革命者写得大气磅礴，另一个把思念战友之情写得荡气回肠，那时的汪杨也就四十几岁，堪称才华横溢。
杨先生清晰地记得：1963年接到了改编沪剧《芦荡火种》的任务后，薛恩厚、肖甲、汪曾祺和他进驻了颐和园的龙王庙，那时已是秋风瑟瑟，落叶飘飞的季节了。改编《芦荡火种》仅用了十天。集体讨论，分头执笔，但其中主要场次如《智斗》、《授计》都是汪曾祺生花妙笔。前几场戏写来还算顺畅，当写到军民鱼水情时卡壳了，戏词不是过于平淡就是落于俗套，又不上口，当时剧组的驻地环境非常优美：湖光山色，清爽怡人。伙食也很好：一日三餐，有鱼有肉，还有虾，吃罢午饭一觉睡到日西斜……这本是一位编剧很随意的打油诗，描绘了当时生活的情景，却一下子激发了大家的灵感，于是七嘴八舌的一凑，这场唱词便脱颖而出：
“你待同志亲如一家，精心调理真不差，缝补浆洗不停手，一日三餐有鱼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