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短工化趋势明显 供求变化加剧流动性

　　“年轻人的信息交流更加畅通，工厂之间的待遇差别很容易就知道，年轻人的流动也是用脚投票”

　　四川金堂市广兴镇的邹磊初中毕业就外出打工，今年23岁的他7年间已经换了10份工作。“可能不止10份，有些零工就不算了”，邹磊对《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说。去年春节前他辞去成都一份鞋厂工作，在东莞长安镇一个电子厂做起了车工。

　　“来东莞工作是因为父母也在这打工，先呆着，慢慢再谋出路吧。”邹磊是从“留守儿童”变成农民工的一个典型。

　　邹磊的经历和父母完全不同。他的父亲邹俊德在东莞长安镇一家医院干了已经10年，母亲在这家医院也做了8年护工，去年10月才因身体原因换了一份给人看孩子的活。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去年底对全国2043位农民工所做的就业趋势研究表明，农民工“短工化”趋势随年龄减小而增强，新生代农民工“短工化”趋势更明显：与1980年前出生的农民工相比，“80后”农民工第一份、上一份和每份工作平均持续时间分别由4.6年减至1.7年、4年减至1.5年、4.2年减至1.5年。

　　随着新生代农民工进城打工增多，企业与其诉求差距日大，不少人频繁跳槽，“厂漂”“短工化”现象在当前“用工荒”中特别明显。在受访企业主和多位专家看来，这不仅加剧了“用工荒”形势，也影响了打工者自身发展，给社会稳定、企业发展以及产业升级都形成不良影响。他们呼吁，及早重视“厂漂”“短工化”等趋势性问题，对打工者群体和企业双方给予引导和扶持。

　　“只有试过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本刊记者最近走访多个人才市场了解到，不少“85后”、“90后”农民工因为各种原因切换工厂、调换工种。

　　毕业于竹山县职业技术学校的22岁的孙伟节后到武汉人才市场找工作，本刊记者碰到他时，已接触过三份工作了，“都不合意”。他说，自己在广州、深圳一带打了5年工，进过TCL、波导、可口可乐、美的等工厂，利用业余时间还考取了叉车证、铲车证和驾照。旁边的招聘人员问孙伟：“你这么频繁地换工作，说明你对工作不够有忠诚度，会影响你再找工作吧？”孙伟说：“不同的企业待遇和条件都不一样，年轻不能一直留在一个地方，只有试过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孙伟告诉记者，5年的打工经历让他明确了自己的创业理想，到武汉工作是因为他要到这里上一个为期3个月的夜校培训；这3个月里他也需要一份能够养活自己的工作。如果孙伟的计划顺利，那么3个月后他又将离开他工作的工厂。

　　像这样的故事和例子充斥当前的就业市场。湖南湘西州广州工业园一家服装企业厂长王承云告诉本刊记者，这里一线工人的工资月均1000元，对于年龄大的农民工还有些吸引力，但对年轻人“却没什么吸引力”。去年招的年轻农民工相当一部分来了两三个月后就去沿海大城市打工了。

　　富士康旗下的鸿富锦精密工业(武汉)有限公司行政服务处人力资源专理杜进文介绍说，富士康主要使用年轻人，这两年“厂漂”的问题确实越来越严重，他们往往三五个人进厂，过不久就可能三五个人辞工。“年轻人的信息交流更加畅通，工厂之间的待遇差别很容易就知道，年轻人的流动也是用脚投票啊，可以理解。”

　　本刊记者调研发现，目前企业界对农民工诉求多元化缺乏有效对策。不少企业致力于改善企业管理制度、提升员工福利以提高工人稳定性，但在企业用工成本上升等问题带来的压力下，如何稳定新生代产业工人成为企业亟需破解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