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基金救助被充气男孩引程序正义之辩(2)

　　如何才是“最好的救治”

　　为什么选择八一儿童医院而非北京协和医院、甚至是301医院？一些持有怀疑态度的人坚信，这就是天使妈妈与八一儿童医院“利益输送”的重大疑点。

　　这个逻辑在“北京厨子”看来毫无道理。“公立医院一定就是资源最好的、对患儿最合适、最实惠的去处吗？”他认为，以名气来判断医院的资质太不公允。

　　“北京厨子”也曾发起一些公益活动。他告诉记者，像他这样的“草根”公益者们掌握的社会资源根本无法摆平所有事，更多时候，事件往往随着进程和当时仅有的选择，一点一点进入一个困局。“人们可能会问，你为什么这么选择，事实上我是没办法，只能作这样的选择。但其中苦楚，无法道出。”

　　天使妈妈是否也面临“无法选择”的苦楚，是否多方权衡后，选择与八一儿童医院长期合作？

　　在病情说明会现场，记者曾以此提问天使妈妈负责人，此后多次询问其负责人，但天使妈妈方面并未透露详情。他们给出的解释是：北京优质医疗资源虽然多，但看病很难，希望记者能够理解。

　　对这个牵动公众爱心的孩子，天使妈妈的一举一动都可能被人质疑。有人问——为什么在山东孩子没住进ICU(重症监护室)，到了北京就住进了ICU？孩子从ICU转入普通病房后，有人质疑，病情到底如何，怎么一会儿严重，一会儿不严重？院方安排了6个护士照顾孩子，有人认为，照顾一个孩子怎么会需要6个专业人员？

　　事实上，回答这样的疑惑，需要一个公正的第三方评估机构。比如当有孩子需要救助时，由第三方专家委员会的专家提供意见和建议，“理论上来说，重病的话，往协和医院送，病不太重，送到社区医院也可以。这都由专家来决定。”

　　“这当然是对的，也正是现代公益的标准配备。”免费午餐发起人邓飞说，但他同时又说，刚刚夹缝里长出的民间公益要建立诸多制度配套需要时间，即使国内老牌组织也不尽完善。如何公平选出专家，专家意见如何获得指导行动的合法性，流程机制等较多问题需要解决，但没人解决。

　　今天中午，沈利女士给本报记者提供了一个重要信息：天使妈妈基金有自己的专家库，大约包括六七十位医疗专家的顾问委员会，每一类科室，都有相关的专家。杜传旺为何去八一儿童医院？因为天使妈妈救助的孩子中，消化科、儿外科是在八一儿童医院救治，一开始对杜传旺的病症描述中，“肠子破了很多洞”，所以天使妈妈就此咨询了八一儿童医院的意见。

　　网上有人质疑天使妈妈和八一儿童医院合作太多。对此沈利表示，他们也曾和首都儿研所合作，如几年前对无肛孩子许自宝的救助。

　　沈利表示，对于杜传旺目前的治疗和监护工作，天使妈妈是“把医疗部分全部交给医院，医院如何安排医疗，是由医院来决定的，天使妈妈没有这么大的权力”。

　　要不要程序正义

　　郭美美事件伤害了人们对官办慈善的热情，近年来，迅速崛起的草根公益为人们的爱心提供了新的渠道。

　　但草根公益的发展也伴随着社会无尽的质疑。免费午餐成立之初，就有人质疑，为什么免费午餐项目可以提供机票，“机票钱是从免费午餐经费里出的吗？一定要坐飞机吗？坐火车不是一样办事吗？”

　　邓飞告诉记者，一开始他们还不断向公众解释，“一定的经费支出是为了加强效率”等观点，再后来，他很少再解释。因为，“你坐了飞机，有人认为你该坐火车，还有人或许认为，火车也不要坐卧铺，硬座就可以了。”

　　“按这个逻辑追究下去，每个人都可以问你一千个问题，那我们还怎么开展工作？”邓飞表示，媒体应该引导大家学习专业而有效地监督——要求公益组织引入第三方独立审计。

　　他在微博上写道，有人问，你并非天使妈妈的人，为什么坚持为他们辩护，不惜殃及免费午餐？“因为我是天使妈妈团队的朋友，我信任这群埋头干活儿不懂表达的‘妈妈’，更觉公平和正直是人之底线，社会之基石，保护一个人免于冤屈就是最大公益。质疑或谣言也在帮助这支团队。”

　　而在另一边，坚持程序正义的人还在坚持着。

　　一位住在武汉的网友告诉本报记者，她曾观察过多起“疯狂的救助”行动。在救助中，公益者称“比孩子父母还要爱孩子”，甚至不惜扮成孩子母亲冲进医院带走孩子，孩子父母如果不同意救治方案，公益者就声称孩子父母愚昧。一些公益组织，以道德光环绑架了孩子的命运，绑架了公众的爱心。

　　经历这类事件后，她对公益组织程序上的瑕疵尤为敏感。

　　在更大的意义上来说，邓飞把这场质疑看做“伟大训练”。

　　“公益组织募集善款，接受捐款人委托去执行某公益项目，必须全程公开透明，学习接受严苛质询和独立审计。我深知其中必有冲突委屈，但我们正在进行一场伟大的公民自我训练。”邓飞这样写道。(白雪 马云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