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重拐点到来 当代青年“幸运而艰难”

　　当代中国正在经历三个重要的拐点，预示其发展阶段的根本性变化。第一个是以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开始消失为标志的刘易斯拐点。第二个是以人口抚养比的止降反升为标志的老龄化拐点。第三个是以中国内地城镇化率突破50%为标志的城镇化拐点。这三个拐点的同时出现，是中国发展进程中的重大指标性信号，使转型的中国面临着更多更大的挑战，对当代青年而言更具有非同寻常的深远意义。

　　刘易斯拐点——由生产型社会化向教育型社会化转变

　　刘易斯拐点的到来，意味着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逐渐消失，预示着支撑我国经济30余年高速增长的丰富廉价劳动力开始变得稀缺，要继续保持经济高速增长，必须转变产业结构，提高技术水平，实现产业升级与转型。这会对我国大批劳力密集型企业形成一种“倒逼”机制，推动我国企业把劳动力人力资本培育视为企业的自觉行为和应尽的社会责任，而这时劳动力的知识技能也必须相应提高，教育结构需要做出重大调整，我国劳动力优势取向发生历史性转变，劳动力资源特色发生重大转型。

　　对劳动者知识技能的要求提高，导致青年所必需的学习期延长，参加工作的时点推后，一个人的青年期更长时间是在学校度过。这就意味着：青年在更长的时间内只投身于系统化的学习过程之中，接触与受制于各种社会规范为时较晚，了解并感知各种社会政治制度为时较晚。物质生活上达到自立较晚，父母供给的时间延长。青年生理性成熟的前倾和社会性成熟的后移，社会成熟的过程开始脱离生理成熟的过程，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群体及相应文化系统，等等。

　　当代青年的上述变化，必然会影响青年的人生发展、行为倾向，以及他们的社会态度。这是一种从生产型社会化向教育型社会化的转变。教育型社会化主要指接受性的和反射性的行为，尤其是在校学习阶段。反之，生产型社会化是指以外向行为为主的经历，它表现为摸得着看得见的结果，其成败不仅与自身，而且与他人有关。生产型社会化是在单位或企业内从事工作时实现的，而教育型社会化是在学校或其他培训设施中实现的。这两种社会化除了实现地点不同之外，还有实际经历的不同，而且与社会的关系以及与未来的关系也都不同。就生产型社会化来讲，只要是参加工作，即使是最微不足道的工作，也是与他人，以及与社会的发展有具体的(有时甚至具体得带有盲目性)关系;而在教育型社会化中，与社会和他人的关系却是抽象的，对社会的理解“应然”成分大于“实然”成分，有更多回旋余地和更少限制，但同时个人的社会整合能力遭到削弱，乃至丧失。因此，刘易斯拐点导致的教育型社会化不仅使工作经历在青年社会化中所起的作用日益缩小，而且会使社会制度与个人成长之间愈加脱节。可以预见，未来将会有越来越多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面临更为残酷的社会化转型。

　　老龄化拐点——由前喻型文化向后喻型文化转变

　　当前，我国人口的年龄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年轻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下降。2013年，我国老年人口数量突破2亿大关，老龄化水平将达到14.8%。此后，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还将加快，21世纪中叶将达到老龄化的峰值期，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超过4亿，占总人口数30%以上。

　　随着科技革新速度的加快和知识经济的兴起，整个社会结构也随之发生改变。从就业的角度来讲，知识经济的兴起对老年人的就业与再就业都会造成很大的影响。老年人被排除在新兴产业之外，会带来一系列的后果。首先是老年人的相对收入下降了，从新兴的IT产业和资本金融业与传统产业收入的差距来看，如果这种趋势是正确的话，那么未来这种两极化现象将会越来越严重，并且主要表现为老年人与青年人收入之间的差距。 其次是老年人的社会地位进一步下降，老年人被排除在主流产业之外，也就意味着被排除在主流社会之外。在社会上，他们无法对社会事务产生较大的影响。在家庭中，他们对子女的控制力也慢慢减弱了。

　　老龄化拐点的到来，把青年推向时代舞台的中央，让青年成为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西方学者曾将社会分为“前喻文化”、“并喻文化”和“后喻文化”三个时代。在“前喻文化”中，晚辈主要向长辈学习;“并喻文化”中晚辈和长辈的学习都发生在同辈人之间。而知识经济的蓬勃发展使整个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革，社会由此进入了长辈反过来向晚辈学习的“后喻文化”时期。如果说过去存在若干长者，凭着在特定的文化系统中日积月累的经验而比青年们知道得多些，那今天却不再如此。因此，“后喻文化”时代的来临提醒我们，青年在未来将发出更大的声音，我们必须重视青年的作用，尤其是其价值观念和政治态度。

　　青年的价值观念和生活理念，是一个时代最活跃的意识形态现象。在青年群体中，有时虽然听不到他们对意识形态的辨析，但是在他们对日常生活的思考中能理解到他们特殊、具体而生动的价值理想和生活准则，这些是最广泛、最真实且最有活力的意识形态。我们的主流意识形态如果不能同青年成功地展开沟通和对话，那就意味着它的普遍意义大打折扣。

　　城镇化拐点——由固态中国向流动中国转变

　　2011年末，我国城镇化率达到51.3%。伴随着世界上最为迅速的人口城镇化进程，我国正在经历着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流动。而这种流动从空间上看，是人口不断向大城市集聚的过程。未来的一段时间内，我国将进入到人口流动快速发展的阶段，中国流动人口的分布将逐步形成以东部沿海连绵城市带为重心，以内陆城市群为中轴，以西部中心城市为集聚点的流动人口分布格局。

　　城镇化拐点的到来对当代青年将产生重大影响。在传统社会，信任总是与亲缘关系或作为地点的地域化社区相联系，但是在现代化条件下，这一切都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在高度社会化的城市社会中，人与人之间通过分工和市场交换而发生着越来越广阔和丰富的社会关系，亲缘纽带根本不足以成为这种广阔的社会关系的载体;而传统社会中“地缘”的首要意义也被现代社会中的“脱域”机制给消解掉了，地缘性已无可避免地与全球性彼此关联起来。这种从亲缘和地缘向脱域的变迁，深深地影响着青年社会化。

　　流动应被看作是一种新的范式。中国正在由一个固态的社会变成一个流动的社会，由一个静态的空间变成一个流动的空间。在这个过程中，城市新移民通过各种管道流向城市，他们裹挟着原有乡村和小城镇的信息，就像水流一样，穿透各种“藩篱”进入城市的物理环境，并对其周围产生不可预见的影响。城市新移民在乡城之间往来穿梭，由此形成各种各样的、不稳定的、不可预见的、非线性的“波”。这些“波”本身并没有清楚地向我们表明怎样才能制止他们的流动、他们以何种速度流动以及在流动过程中变化的状况，因而也没有人能够知道他们最终的状态会是什么样子，也猜不出他们要流去何方。这也就意味着，随着时间的推移，城市新移民宁愿为自己创造出他们自身的生存环境，而不愿让自己为环境所左右。城市新移民能够在某种程度上自我组织、自我创生并自行维持边界，而这种自为的过程，必将深刻改变中国的城市生态和社会结构。

　　今天，在改革开放大潮中成长起来的“80后”、“90后”，赶上了一个拐点的时代，他们称得上绝无仅有的“拐点一代”。他们是幸运的：观念的碰撞、思想的互渗、价值的并行，构成了前所未有的多元文化景观，给这代青年创造了无数选择的机会和张扬个性的空间。但，这注定也是艰难的一代：一个人成长的孤独和抑郁，“四二一”家庭生存的重负，竞争的激烈残酷，前途的叵测茫远……他们具有以往任何一代中国青年不曾有过的成长经历;他们也已分化出不同的亚群体：“蚁族”、“白领”、贫二代、新生代农民工、海归、富二代…… 转型期的中国，需要一代青年既能仰望星空，又能脚踏大地。

　　(作者廉思 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青年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青年问题专家，副教授、“蚁族”一词的首创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