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违规群租屡禁不止 2居室住30人房东住厨房

　　7月18日，北京住建委等多部门印发《关于公布本市出租房屋人均居住面积标准等有关问题的通知》，规定出租房屋人均居住面积不得低于5平方米，每个房间居住的人数不得超过2人。政策的出台对群租现象能否起到遏制作用？记者连日来走访发现，目前不少小区仍存在大量不符合政策要求的群租房，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大学毕业生群租现象十分普遍。由于低收入群体对廉价床位有着现实需求，加上监管部门难于入户整顿，甚至房东房客共同隐瞒真实情况等原因，政策难以落实，治理效果有限，恐会沦为纸上谈兵。

　　位于北京市东三环的百环花园小区，是“传统”的群租“重灾区”，曾经屡次被媒体曝光，去年，当地街道办和派出所清理拆除掉400多套群租房。记者前往该小区采访发现，群租现象仍然屡禁不止。

　　在小区里，记者见到了湖南小伙常鹏，在他租住的这套不大的两居室中，满满当当摆着15张上下铺，住着30人，显然不符合“每间不超过2人，每人不低于5平方米”的政策要求。

　　4年前，常鹏从郴州宜章县的一个小山村来到北京上学，被村里人视为“最有出息的人”。然而今年毕业后，常鹏却找不到合适的工作，经过老乡介绍，常鹏最近新接的“活”是替一个剧组“群头”招揽群众演员，但他现在并没有工资，要通过3个月的试用期后才能拿到工资。

　　“我们这种人其实就是给‘群头’干活的杂工，和剧组没关系，不可能有宿舍。”为了工作方便，常鹏选择在东三环双井附近找房住，但在昂贵的租金面前，他最终只能以600元租下了一个床位。和常鹏一起搬进群租房的，还有他的两位同学，与他一样都来自农村。

　　常鹏住的是一间20平方米的次卧，摆着4张上下铺，住着7人。除了一张下铺空着，其他床位都住得满满当当。一墙之隔，客厅加上封闭的阳台不到40平方米一共摆放了8张上下铺，住着16人。这里的床位收费在每月500元~700元不等。另外一间主卧上了锁，“那间卧室条件最好，只摆了3张上下铺，住了6个人，还有张小沙发，但租金也比其他的贵100多元。”

　　走过厨房时，常鹏提醒记者小声点，因为房东住在厨房里。“他住在厨房估计不想我们在这做饭，”他神秘兮兮地说，“而且他上个月还把厕所的门给拆了，用块布半挡着马桶，美其名曰充分利用厕所，方便其他人同时在旁边刷牙、洗澡。其实就是把人赶到楼下商场去上厕所！”

　　除了4张上下铺，常鹏的房间还有1张桌子、1把椅子、1个架子，简单而紧凑。“大家都没什么东西，就一个箱子放在床下，所以也不显得挤。垃圾都扔厕所那边，这屋还算干净。”常鹏努力而勉强地向记者介绍着这间小屋的“优点”：“至少开空调不用给钱！房东每次来收空调费，我们都不给，他能怎么样？不然报警啊！他这房子是违规出租的，你说他敢报警吗？”常鹏有点兴奋过了头，记者问他违规的房子为什么还要住，他很腼腆地笑了笑，“生活嘛，没人愿意住在这，都是没办法。”

　　睡觉，是这间屋子、这个床位对常鹏所具有的全部意义。“就是个睡觉的地方，没什么讲究。”但实际上，在群租的近半年时间里，常鹏没有几天能真正睡好。“我晚上睡得晚，每天晚上就听这满屋子人说梦话、磨牙，有喊叫的，有骂人的，还有叫救命的。”说到这，常鹏叹了口气，重复念叨着“都不容易”，这个小伙子突然表现得异常深沉，“我现在还一分钱都没挣到，估计以后挣到手的也就每月2000多元，600元的租金对我来说已经是极限了，不住群租房就只能走人。但我现在不能回老家，不能让人看不起。”

　　临走时，记者准备给这个贴满小广告的房门拍一张照片，常鹏赶紧提醒说，“记得给门牌号打个码。这段时间查得紧，房东他姑父的房子就被查了。”记者反问他不是很恨房东吗？他笑了笑，还是那句“都不容易”。这个小伙子无力为自己找到一个在法规框架内的安身之处，却用这样一句提醒小心翼翼地维护着他与房东之间脆弱的契约关系。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2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与他人合租住房的农民工达到19.7%，总数超过5000万人，且比例逐年上升。居住条件比常鹏及其舍友糟糕者大有人在。对此，记者采访了北京市住建委，其相关负责人很无奈地向记者表示，政策出台后，其效果并不是一两天就能显现出来的，今后住建委将与多部门联动，不断加大治理力度，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切实保障百姓居住权益。

　　对此，社会学家分析，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外来工群体，为了在生活成本高昂的大城市立足，不得不追逐更低廉的生活成本，这正是群租现象屡禁不止的原因。而社会资源高度集中的大城市因为消化能力有限，不得不以高成本的方式进行优胜劣汰，从这个意义上讲，群租只是部分低收入群体避免被淘汰的无奈选择。法律专家则认为，群租行为本质上并不违背《合同法》，但是给社会管理带来了问题，在加强治理、保证公共利益的同时，更应考虑如何将集中的资源进行有效配置，并提高城市的容纳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