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像头成为官场现形“器” 也引发侵犯隐私争议

　　日前，江苏省徐州市睢宁县安装启用二十一套“蓝天卫士”视频监控系统，全天候严密监控麦收期间秸秆禁烧的情况。 　

　　新华社发

刘道伟作

无处不在的摄像头。

　　(资料图片)

　　8月1日，有网友上传视频，爆料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多名法官“集体嫖娼”，一时间，舆论四起。而对相关法官的惩处，也如舆论产生一样迅速：6日开除党籍，8日撤职免职。“速惩速罚”的背后，摄像头功不可没。从电梯内的谈笑风生，再至宾馆内小姐入房，几位法官的一举一动都尽收“眼底”。

　　其实，摄像头这只特殊的“眼睛”，早已潜伏在我们身边：商场、银行、学校、街头……而关于它的是非争论，也从未停止。随着摄像头的广泛应用，在维护公共安全的同时，也不断引发各种隐私侵权事件的争议，公共安全和个人隐私的界限正在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①成为官场现形“器”

　　传统意义上，摄像头以这些形象为众熟知：在反对恐怖主义时，它是“救命的天使”；在打击罪犯时，它是“诚实的目击证人”；在防盗安家时，它是“财产的保护神”。而今天，它又有了新的“职责”：有网友戏称，继“老婆举报”、“二奶反水”、“小偷入室”、“微博举报”后，小小的摄像头也成为防治腐败、整顿官场不正之风的“不二神器”。

　　摄像头撕下了部分官员伪善的画皮，露出可憎的一面：生活腐化、贪污受贿、庸官懒政。而如上海这几名法官的经历，近年屡见不鲜。北京市原副市长刘志华、国家药监局原副局长张敬礼、重庆北碚区原区委书记雷政富等一干官员，其落马都与摄像头有关。

　　今年1月，一段“胶州市建设局吕苏办公室受贿现场”的视频在网上疯传，安监站站长吕苏目前已被暂停职务，接受调查。春节前后，湖南多地用“针孔摄像头”拍下了一些干部的上班生活：打游戏、看电影、睡大觉。

　　隐在角落的摄像头目睹官场“混、浮、软、假、奢”之怪现状，使腐败官员现形之后，等待他们的，将是冰冷的法律和愤怒的民众。业内人士认为，这种电子监控手段在一定程度上能防止执法人员滥用权力、损害公众利益。

　　除此之外，摄像头在维护公共交通和安全等方面，表现突出。一直以来，摄像头与红绿灯“搭档”，充当着“电子警察”的角色，防止汽车出现闯红灯等可怕现象，更好地维护交通秩序。而现今，部分地区的“电子警察”还兼职做起了“老师”，学生主要是司机和行人。

　　因事故频发、伤亡惨重，大货车事故频发，“大货车失控致29辆车连环撞”、“超载大货车撞翻救护车”、“疲劳大货车凌晨冲进居民家”……悲剧轮番上演，网友送名“疯狂的大货车”。据悉，2012年，货车的万车事故率比同期全国交通事故万车事故率高出1倍多。

　　今年5月份以来，为降低货车事故，北京市交管部门鼓励市民拍摄货车违法驾驶行为并举报，交管部门以此为线索，用探头作证据，将近期事故编成短信，发送给大货车驾驶人，起到警示作用。

　　在生活中，摄像头也上演“七十二变”。它出现在餐馆里，可以让顾客“监视”厨房做菜的全过程，真正吃上“放心菜”；它出现在手表上，报警系统启动后可连续摄像30分钟，助遭受性侵害的女性“反强奸”；它出现在鱼钩上，使水下鱼群一目了然，让钓鱼活动成为一场“视觉盛宴”。迷你版的它，还被广泛应用于医学胃肠病、支气管病、整形外科的治疗上，减轻患者痛苦的同时又提高了治疗效果。

　　小小摄像头，功用可不小，这一点毋庸置疑。但《今日美国》报的一句问话，也发人深省：在努力建造一个充满监控的金鱼缸社会前，我们应搞清楚：这些探头是否真能让我们更安全？

　　②向前一步是滥用

　　“满城尽是摄像头”、“透明人”是现在摄像头泛滥的真实写照，而且其数量仍在上升，“滥用”与“侵犯隐私”成为其最被诟病的两个关键词。

　　以安全的名义，老大哥在看着你。走进电梯，你是否也会首先查找一下有没有摄像头？没有。那好吧，现在可以放心地剔牙了。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徐友渔说：“公共治理的需要与公民隐私权之间的微妙平衡难以掌握。稍有不慎，前者过度强势滥用就有可能对后者造成损害。”

　　现实中，关于监控被滥用和曝光隐私的事件确实也接连不断。如“上海复兴中学教室亲吻监控视频”、“深圳地铁工作人员泄露恋人拥吻监控录像”、“四川绵阳摸胸门事件”等。

　　2012年，东莞更有一家水疗馆，为“震慑窃贼”在更衣室安装了摄像头，并把客人更衣时的视频直播到更衣室外的售票大厅，让客人裸体出镜。

　　电子摄像头功效被无限放大的同时，在具体的监控行为中，公民隐私却常常面临被“无限省略”的窘境，甚至沦为满足个人好奇心和窥探欲的工具。对此网友调侃道，“探头有危险，接吻需谨慎。”

　　实际上，现在很多国家都出现这样的问题，摄像头“武装”到厕所，校园几乎变“牢房”。而智能手机的普及，以及微博、推特等自媒体的发达，使很多公共场所监控拍下的画面被传到网上，导致普通人生活受到干扰。“有图有真相”已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新的江湖规矩是：“有视频有真相。”

　　“很多时候感到自己隐私受到侵犯主要是因为没有被告知，”网友汪乐萍说，“有些公共场合安装的摄像头很隐蔽，也没有提示标识，一举一动都在被摄像头监控，自己却根本毫不知情。”

　　受到人们质疑的，还有摄像头可能成为犯罪者的作案工具。2003年，徐正国等六人就是利用摄像头，多次在长沙、株洲两地银行的自动提款机上盗取别人的存款共10余万元。

　　更令人费解的是，当我们需要摄像头提供证据时，这个“不会说话的证人”却经常出现“技术故障”。另外，虽然很多地方已经被摄像头“武装”，但除了政府安装的之外，还有很多归私营业主、单位和个人所有，出现不恰当的“斜视”和窥私，甚至有的地方的电子眼被外包给了企业。所有的这些，折射出的，是摄像头管理的一片乱象。

　　我们不禁要问，是什么导致了这些问题的出现？湖南大学法学部学术委员会主任屈茂辉教授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面对一种新技术的发展，可能相应的制度不是很健全，法律相对滞后。”

　　③请法律遮挡隐私

　　摄像头应该安在哪？谁来监督“监控者”？如何保障公共安全？又如何守护隐私？

　　一连串的问号里，一边是尚未明晰的权力边界，一边是公私难分的“模糊领域”。在公共治理、反腐与公民隐私之间，这个权衡良久上下摇摆的天平，如何才能审慎地放上使之取得平衡的砝码？

　　“国家基于公共管理和公共安全的需要，在公共场所设摄像头有其一定意义，而且从现代社会的终极正义而言，其合法性是不容怀疑的。”屈茂辉说，“但也不能牺牲权利换安全，这需要在立法和执法等多方面规范摄像行为。”

　　首先，关于摄像头的安装场所问题，资深政法栏目媒体人戴松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说：“摄像头应该安装在公共场合，而在公共场合安装时则要注意是否侵害了私人私密的空间。例如，如果一条街道的摄像头刚好可以照到旁边的厕所，这就会引起争议。”

　　其次，是谁有资格来安装以及摄像资料应如何管理？屈茂辉说：“摄像头应该由公权力机关来安装，而非私人。而管理的关键问题则是采集信息之后，信息的利用和去向要合法，要体现法治的基本要求。采集的信息应该由特定的机关使用，而这也是立法上急需进行明确的问题。”

　　另外，屈茂辉还表示，视频资料不能随便流出。为此要完善隐私的法律保护，对监控数据进行严格的管理，要制定查看、使用影像的严格程序。

　　目前，除8月1日河南省最新通过的《河南省公共安全技术防范管理条例》外，北京、重庆、深圳、广州等地都已经有公共摄像头的地方规范。但“最大的问题是这些规范是粗线条性质的，欠缺具体细化，而且我们缺乏一部对监控系统进行规范的全国性法律。”屈茂辉教授说。

　　在这方面，我们也可以借鉴国外的经验。例如美国法律就允许在公共场所安装监控设备，只在某些特定的“合理区域”，如卫生间、更衣室、卧室等场所有隐私权保护。而在英国，使用摄像头的地方必须加上明显标识，所以在大街小巷，会看到许多地方都标有闭路电视监视系统的英文缩写牌子。

　　另外，法律的完善和细化当然是我们必须首先考虑的问题，但是，个人的行为与法律意识也同样重要。

　　“所谓公共场所，就是所有人都能共闻共见的地方。所以，为了避免自己隐私被暴露，关键是要在这样的场所中注意自己的言行。”戴松说。原因是当有意或无意地将自己隐私暴露于这种场合时，理应已经想到因此可能要承担的隐私风险。

　　“徒法不足以自行”，应该通过法律建设，提高社会民众和广大执法人员的法治观念，使隐私权利被接受为公众意识和社会常识，这样才能减少对安装摄像头所引发的问题的争议。

　　制图：潘旭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