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病患者回家路漫漫 揭开社会伤痛警醒政府责任

　　7月17日，北京一名精神病人挥刀乱砍，导致两名行人当场死亡；27日，又有4人在京被一名精神病人砍倒，其中一人因抢救无效死亡。仅仅两天之后，深圳街头8名路人被精神病人砍伤，其中3人死亡……据估算，我国有重性精神病患者1600万人，其中“约10%有肇事肇祸行为及危险”。（《中国青年报》8月21日）

　　精神病患者频频肇事肇祸，越来越成为社会不可承受之重。这一人数高达1600万的重性精神病患者群体，如果得不到妥善、有效监护，必将会继续制造一桩桩无法挽回的惨剧，从而严重影响社会公众的利益和公共安全。那些徜徉于街头却无辜被砍的路人，就是一个个醒目的警示牌，敦促相关各方都来正视这一问题。

　　监护人的责任当然无可替代。目前绝大多数精神病人仍由家属居家监护，他们多年如一日地守护着这些随时可能发作的亲人，无望又无奈。每一起个案都有着几乎相似的苦难经历，那就是，长期的监护已彻底改变了他们的生活，这些家庭完全被“绑架”了。一方面，经济重负一般家庭很难承担得起，家庭式疗养也很难做到规律和专业。另一方面，精神上受到的煎熬和折磨更令监护人难以忍受。

　　我曾接触过一对年近60的夫妻，他们的儿子患精神病12年，12年来，一家人的生活全都被毁掉了，为了照顾儿子，工作也辞了，甚至连家也不能回，被儿子赶出来后只能寄居在外，儿子不愿见他们，夫妻俩只能每天到对面楼上观察一下儿子的动静。而且，这样的煎熬没有休止。

　　可见，仅仅是倡议监护人做好监护工作，“让精神病人回家”，并不完全满足现实需要。政府、社会也该伸出手来，提供一些积极帮助，不能完全将这一群体的监护责任，加诸已经风雨飘摇的单个家庭。

　　以北京市为例，目前北京大约有16万精神病人，但可对精神残疾人进行康复托管的机构只有3家。康复托管资源如此有限，当然导致了“住院难”、“出院难”。而从全国情形看，目前我国共有两万名精神科医生和20万张床位，其所面对的则是约160万需要住院治疗的精神病人。

　　因此，若想让精神病人有一个更好的治疗、监护环境，还需要从制度层面付出更大努力。

　　政府应该在康复机构、医生培养上制订更为完善的规划，加大公共财政在这方面的投入，同时，也要出台相应的政策，引导社会资源进入这一领域，扩大覆盖范围和比例，让更多“有肇事肇祸行为及危险”的精神病人能够得到及时治疗。对于精神病人的关怀，不仅仅是对于个体的恩惠，也符合整个社会的公共利益。

　　其次，对于那些家有精神病人的不幸家庭，应启动相应救助、帮扶机制。如果政府和社会对其不闻不问，一旦家庭紧绷了多年的神经崩溃，则受到伤害的依然是这个社会。

　　当然，精神病人的数目如此庞大，也在提醒社会平日里对这一群体应多一些心理疏导，尽最大可能地让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能有通畅的宣泄渠道，健全的诉求表达机制。唯有这样，方不至于因为心情郁结、诉求堵塞而致病。

　　精神病人的回家路有多远，则整个社会的伤痛就有多深，相应的政府责任、社会责任就有多大。每一个人的人生都不该被漠视，甚至被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