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日报：简政放权应力避配置要素错谬

　　作为简政放权中的重要一环，权力下放备受社会关注。9月8日新华社报道，海岛城市舟山竟然获得了开发草原的权限，缺乏矿产的外贸商业重镇却获得一大批开发煤矿权限。基层政府在承接行政审批权下放的过程中，遇到了“牛头不对马嘴的尴尬：练长跑的，拿到自行车；搞射击的，拿到了乒乓球桌……”

　　这些听起来不禁令人莞尔，正好映射了当前“简政放权”背景下的一些“瑕疵”。虽然这些被指为权力下放中的“错放”、“空放”、“乱放”，是推进服务型政府改革中必须要经历的过程和面对的问题，但这些“瑕疵”断不可能是收回“简政放权”的诱因。以建设“服务型政府”为主旨的“简政放权”，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集体智慧。

　　目标和方向没问题，就是细节看起来还亟待完善，或者说经验的缺乏导致不够“老练与稳妥”。放权方可能考虑更多的是下放什么审批权限，而受权者则考虑的是什么权限需要放下来。而从审批权限来说，有“前置性审批权限”，有“后置审批权”，是一起下放，还是逐渐下放，抑或只下放一半，这些都可能成为“放权方”拿捏不准的问题。考虑到受权者的事权能力，放权方甚至有时会把某一裸权拆分成数权，以凑数来应对中央文件的要求。这些技术性的“粗糙”，反而令受权者感受不到“简政放权”后的工作效率改善。

　　事实上，“简政放权”终极目标不是“终极基层政府”，而是在于“服务型政府”所服务的人与企业。只要人与企业感受不到“简政放权”的好处，他们就会对改革举措有所怀疑，例如只下放“前置审批权”的，反令需要办事的人与企业要两头跑，效率反不如不放权之时。而权限下放后，人和企业又有足够的担忧，怕“小鬼难缠”，怕被地方政府办事人员滥用权力，设租或寻租，反令办事成本上升。

　　“简政放权”应以人为本，从财权及事权等权力配置要素的和谐化等基础性工作推进，放权后承担指导、培训、敦促受权者的责任，努力让地方真正落实“服务型政府”的理念，努力让地方政府构建一套如何监督放权后扩大的权力不被滥用的机制，并保证地方政府拥有行使这些事权的相应财政及智力能力。

　　尽管我们承认受权者“打好基础”后才有“资质”接受放权，但我们也不可能再回到过去那种“地方能力不够，权力应收拢起来”的时代，因为“资质”差的借口，往往又会被恋权者视为不宜推行“简政放权”的依据。那些犹豫和迟疑，往往妨碍了改革的推进，令改革错过了时代的机遇。在推行“简政放权”之时，我们必须有足够的心理准备，前面定会有一些错谬，只要抱着不断完善的决心，问题就会得到自然化解，手法也会从“粗糙”走向“娴熟”。(和静钧  西南政法大学公管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