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官员只有实质“弃政”才能合法从商

　　最近，广州官员“弃政从商”的消息成为舆论焦点。相比从政府部门到国企交流或挂职的“体制内交流”，广州南沙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原副主任、南沙区原常务副区长孙雷“下海”的目的地是民企浙江传化集团下属的杭州传化科技城有限公司总裁。

　　从开放和文明健康社会及理论的角度出发，无论是弃商从政还是弃政从商，所有的自主择业和人员流动都是值得推崇和正常的，尤其是“官本位”的现实中，能够弃政从商更显出超凡的坦荡和勇气。

　　但是，在一般人的思维中，攀高枝的择业行为很容易让人理解，而对于“弃政从商”这类“水往低处流”的异类择业总能让人产生无限的联想。在文明社会里，政商之间不仅有明确的界限，更有相互不能逾越的“分水岭”，在政商之间无论怎样选择只能保持“唯一”，一旦逾越或互有交织则会声名狼藉。

　　对公务员群体而言，“弃政从商”通常情况下其实就是“辞职从商”，不仅可以将过去一切有用的资源带入到新岗位，如果不适应，还可以完美转身，回到原来的岗位上“重操旧业”，等于用公共财政为其上了“双保险”。政府推出这一政策是为了督促人才适应市场流动，但政策本身却也带有浓郁的“官本位”色彩，把公务员群体作为所有职业中最具优势的“特殊性质”袒露无遗，除公务员群体之外没有任何职业有这种特殊待遇，这本身就构成了社会的不公平。

　　不仅如此，人们诟病的更在于由“政商关系不明、界限不清”所带来的“官商勾结”和“官商一体”。尽管国家对公务员本人及近亲属经商办企业有着严格规定，但实质上并没有得到真正严格落实。几乎所有被质疑财产大于收入的官员家庭，都声称是自己“曾经”或近亲属经商的“合法收入”，即使调查属实也很少有官员因此受到严肃处理，尤其是某些所谓的“弃政从商”，不仅没有实质上的“弃政”，从政职务、权力大小、人脉关系反而成为到工商企业任职的主要资本，而企业乐意聘用政府官员担任企业高管，看中的也是权力带来的“云”。某些上市公司甚至不惜重金聘请政府退休高官担任自己企业的“董事”，折射出市场经济法治的有待完善。

　　尽管不能妄加评断孙雷出任民企总裁带去多大“一片云”，但显然担任过副厅级职务和权力人脉是其出任民企总裁的首要资本，并不是实质意义上的“弃政从商”，而官方更没有明确表示是“弃政从商”。

　　从法治环境和体制上来看，我们似乎还不具备“弃政从商”的土壤，因此，对于类似孙雷这样的行为只能算是“转岗从商”，非但不值得欣慰和提倡，更应警惕由此而造成官商关系的进一步畸形发展，导致更突出的社会不公。眼下需要做的依然是推动和完善我们的民主法治建设，只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民主法治社会，不让“弃政从商”者带走一片云，才能实现政府和企业真正的良性互通。(朱永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