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不让座可拒服务”实不可行

　　让座自由，让与不让，我们只能倡导，不能强迫。规定“不让座可拒服务”越俎代庖，实不可行。

　　备受关注的《南宁市城市公共汽车客运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近日出炉，这是南宁市首次就城市公共汽车客运立法。其中明确：拒绝给老弱病残孕让座，经劝阻仍不改正的，驾驶员、乘务员可拒绝为其提供营运服务。

　　尊老爱幼、怜恤孱弱是我国的传统美德。在不让座频引暴力事件的当下，南宁尝试出台“不让座可拒服务”的规定，透视出对道德滑坡的焦虑，折射出尽心护驾社会道德的法治善心。但把该规定置于现实环境考量，并不可行。

　　乘客让座与否之前属道德范畴，现在成为规范性文件的条款，无疑给驾驶员、乘务员硬性增加了一份“额外工作”，尤其在无人售票线路，所有工作由驾驶员“一肩挑”，必须要专心驾驶，怎能有精力深度过问让座之事？且在现实生活中，哪些属特殊乘客，界定本身存在诸多困难。以病为例，生病乘客因让座与其他乘客发生争执，在用肉眼无法识别的情况下，咋办？不问青红皂白，不让就拒绝提供服务？如此做明显欠妥。核实病情，如进行量体温、把脉、有病例的还要根据病例看病情等，车内乘客等不及不说，这得多大的工作量，又得对司机素质要求多高？即便一切条件成立，提出拒绝为其提供营运服务后，当事乘客充耳不闻，又咋办？像南京9路公交车驾驶员那样，“不让座不开车”，还是强行“请出”公交车？无论哪样都不可避免的是一阵争吵，甚至诉诸拳头。既不利和谐的乘车环境构建，又威胁到其他乘客的乘车安全。

　　毋庸讳言，驾驶员、乘务员拒绝为不让座者提供营运服务，其实就是解除运输合同，终止合同权利义务，然解除合同易，“料理”后事难。按照我国合同法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当“较真”的乘客主张赔偿损失，由驾驶员、乘务员现场处理，公司岂不难防驾驶员、乘务员作假套取钱财？到公司解决，调查取证又岂是易事？无论如何都让公交公司“头疼”。

　　另外，规定“不让座可拒服务”多少有“强迫让座”的意味，对“强迫让座”，民意并不买账。据今年7月24日《中国青年报》报道，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民意中国网和新浪网对1579人调查显示，68.7%的人认为“让座应自觉不能强迫”。虽然这不是专门针对南宁所做规定做的民意调查，但是这么高的比例支持让座自由，南宁市法制办岂能熟视无睹。

　　其实，尝试把“不让座可拒服务”写入规范性文件，南宁不是第一个“吃螃蟹”的。早在2008年《郑州市城市公共交通条例(草案)》中就有条款规定，乘客不主动让位的，驾驶员、售票员有权进行劝阻和制止。拒不改正的，驾驶员、售票员可以拒绝其乘坐。不履行义务，城市公共交通行政主管部门还可以对乘客处以50元罚款。可消息一披露，否定的声音占据了压倒性优势。据2008年7月4日《河南商报》报道，打进热线的郑州市民，超过九成表示，这样“强迫”式的文明乘车条款难以实施。在郑州市人大常委会分组审议中，也有常委组成人员提出，乘公交让座属于道德范围，不应该由条例法规进行调整，更不应该处罚。随后，草案中“乘坐公交不让座可以拒载、罚款”的内容便被删除。郑州“吃螃蟹”的前车之鉴，用事实印证了规定“不让座可拒服务”的不可行性。

　　说白了，公交让座终归是道德把控的对象，让座自由，让与不让，我们只能倡导，不能强迫。规定“不让座可拒服务”越俎代庖，实不可行。(乔子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