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日报：找准“逆城市化”的根儿

　　“十一”黄金周刚过，据说很多人患上了“上班焦虑症”，大家的心仍在野外田间不愿归。越来越多的人面对压力，渴望得到心的释放，隐于山林。在北京、上海，越来越多的年轻白领人士，期盼能过上周一到周五在市中心写字楼里上班，周六、周日在农村田园风光里休闲的“五加二”式生活。在东南沿海为数不少的城里人，相中了那些无人居住的无名海岛，盘算着怎样在那里投资，重新开创一番自己的事业。这是一种普遍的“心态逆城市化”现象。

　　而接下来要说的“逆城市化”，则是身份上的，也显得更加悲凉一些。据媒体报道，一些城市利用居住证制度设置学历、技能、投资等新门槛，或者存在只改变户籍、未改善生活居住条件和福利水平的“空转”现象。而当前的土地制度使得农民难以真正“走出去”和“留下来”，一些地方的户籍改革试点中，便出现了原有城市户籍人口希望换成农村户籍的“逆城市化”现象。

　　这种人口从主要大城市和主要的大都市区向小的都市区甚至非都市区迁移和分散化的过程，在世界上许多国家，或许，从城市转移到农村，只为了呼吸到更新鲜的空气，他们所获福利和社会地位，并没太大区别。而在中国，出现“逆城市化”现象原因则完全迥异。归结起来主要有三：一是在少数地方农村户口有巨大利益；二是在一些中小城市农村户口更有实惠；第三，也是最重要和普遍的，是因为一些进城者由于没有户口而被日益边缘化。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被迫离开”。入不敷出的生活现实，户籍门槛的掣肘，将他们变成了大城市的“弃儿”，唯有“逃离”，才是符合常理现实的无奈选择。

　　要解决“逆城市化”，首先就必须正视这些现象及原因。同时，我们发现，“逆城市化”现象背后，始终离不开的两个字：“户籍”。“户籍”移动，而人口流动和资源流动并没有同步，这再一次说明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的紧迫性。

　　其实无论农村户口还是城市户口，其本义是你在哪里生活，为哪里服务，你就因此享有那个地方相应的福利。然而现实并非如此，大城市户籍之上附加的公共福利，外人并不能享受，这些不公平是户籍制度不讨好的重要原因。有的城市盲目推出改革措施，为发展，增加人气、消费和GDP，甚至以房子增户口，这更为混乱的户口管理制度又开了一个口子。

　　从根子上来说，解决“逆城市化”现象，就是要解决现行的城市户籍制度性藩篱，而做到这一点，就要真正触动附着于户口上的利益分配格局。这也是最难做到和推进的。诚如《中国经济转型30年》一书所言，城市户口的福利含金量造成了户籍制度改革的悖论，越是在户口中附着较多福利内容的地区，户籍制度改革越难推进。“户籍福利”不能剥离，人们只会涌向福利更好的地方。从城市逃离回农村，也是这个道理。

　　不解决这个问题，“逆城市化”现象就仍会继续，这也势必造成更加严重的城乡割裂，在一定程度上消解过去数年间的城市化成果。因此，合理释放这种制度性压力，避免一些社会矛盾因此问题而进一步激化，给社会造成不安，是我们首要考虑的，而进一步加快户籍制度改革，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实现社会分配的公平公正，从根本上消弭“逆城市化”现象，更是我们需努力做到的。(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