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青年报：把公德看作公德

　　国庆长假使我们再一次不得不面对令人尴尬的公德现实。而我更关注的则是人们在看待、议论公德问题时的态度：剥离开它的政治关联，哪怕是它和政治恰巧紧挨着的时候。

　　据媒体报道，10月1日清晨， 11万名民众冒雨在北京天安门广场观看升国旗仪式后，广场留下5吨垃圾。有媒体发表评论《观旗扔垃圾，关乎公德无关爱国》，明确提出“不能泛政治化”。这篇文章表面上是对两个概念的切割，其实却像是对一个群体的爱护。而当此文在被以《爱国不能是举头看升旗 低头扔垃圾》为题广泛转载的时候，原题中“辩白”的味道在改题后又回到了民间舆论的批评倾向。

　　被看作政治观念的爱国与被看作文明素质的公德，似乎并无直接关联，但它们仍然由人联结起来，因为它们都是属于人的积极价值。

　　“爱国”是人民的一种情感，但它作为一种政治话语却举世皆然。在中国，“爱国”这样一种情感的政治性，不仅在于它是一种可以实现国家政治目标的社会凝聚力和社会动员力，而且在于它与中国近代历史进程连在了一起，以一种不可轻亵的情感之线，维系着人们对昨天和今天的政治共识。因为它具有不可轻亵的情感特征，所以，也就不免有些敏感与禁忌。它本来并不在政治的核心，却是政治话语中最敏感的因素。而对天安门广场上“举头看升旗，低头扔垃圾”的报道与批评，看出得小心翼翼的珍视，也看得出“话语脱敏”的迹象。

　　同在国庆期间，另外一媒体发表了一篇题为《对旅游陋习要敢于亮剑》的评论。其文道：“时空再拉回到一百多年前的上海租界，因‘华人一入公共地方，折花驱鸟，糟蹋地方，无所不为’‘无公德心之华人，箕踞眠卧，遍地吐痰，以致见憎于西人’，租界公园挂出那块臭名昭著的‘××与×不准入内’牌子。其中的殖民者优越感自然要加以痛斥，但国民文明素养也不妨反省。”

　　从文中用“××与×”来指称那块牌子，就可看出作者的禁忌感仍在。由于那块牌子的历史含义实际上是在政治语境中被赋予了爱国意义的，那块牌子在历史生活中原有的可能与公德相关的语义就被排除了。其实，对于那块牌子是否真的存在过，到底是怎么表达的，这些年来已有一些争议，也有人做了一些钩沉考索。即使那块牌子不曾存在过，也不足以否定近代以来的民族屈辱。但是，这种寻向历史的争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现实的心理需求：把对于那块牌子的解读还原到公德的历史语境中。当然，它们也同样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如果没有先辈亲身感受的屈辱感，后代人很难长期保持想象的屈辱感。

　　由于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的强大和国际地位的提高，国人对那块牌子的解读也发生了变化，那就是把那块牌子由政治语境转移到了生活语境，客观起到的效果就是：话题和批评的禁忌空间在逐渐减少。

　　即便在今天，如果我们在国外看到专门用中文写出的公德告示，也会感到被冒犯了。但国家的强大已经可以使我们有自信把它在公德的层面上做以解读。我们把公德问题看作公德问题，难道真的需要以国家如此强大作为一个先决条件吗？

　　我们不得不承认，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国家的强大，人民的富裕，都并不是为了我们提高公德水平而准备的。尽管“仓廪实而知礼仪”——在理论上可以抽象地推定两者相关，但其相关的程度却并非人们期待的那么紧密。进而言之，甚至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与公德提升之间，也并不一定有直接的相关性。

　　我记得，好多年前，人们在感叹社会缺乏公德的时候，总把它归因为“文革”的影响，“文革”的确给当代留下了一些消极影响。但如果你说“文革”是我们如今闯红灯、随地吐痰、乱丢垃圾的原因，听起来就让人觉得有点勉强，仿佛在推卸自己的道德责任。

　　那么，公德的问题，为什么如此顽固，以至于社会发展难以解决它，人民富裕难以解决它，国家强大也难以解决它？我只能说，它与发展、富裕、强大之间，其实都没有那么紧密、敏感的关联性。公德是关乎我们生活水平的，发展、富裕、强大也是。它们各自具有独立的价值，也各自具有不同规律。更关键的问题可能在于：发展、富裕、强大是资源的集聚或体制的改革可以创造的，而这些条件，对于分散于亿万个人身上的公德，恐怕都难见其功。

　　剥离开历史赋予的政治禁忌，以及若有若无的条件与关联，我们也许才能坦荡直面单纯的公德问题。(文/马少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