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评遗产税:是“劫富济贫”的税种 解决贫富悬殊(2)

　　西方国家官员贪腐较我们少得多，有制度的原因，即健全的制度使掌握公权力者不敢贪也贪不到，但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不想贪。而之所以不想贪，具体点讲缘于财富观。笔者到澳大利亚访问，有一位移民并在悉尼开公司的北京人说，给1.5倍的加班费，会有很多中国人来做，但给3倍工资白人也不愿来加班，他们说“要那么多钱干什么”？至于为后代聚敛财富，更不存在。诸如此类决定了其行为方式与我们差异很大。

　　未必不是财富观念，使我们异化了人生的意义。比如，贪官们把妻子孩子送到国外，自己当“裸官”，且不说因贪腐而来的担惊受怕，就是从享受天伦之乐的角度，这种生活方式也已经失去了人生意义。

　　开征遗产税，除了实现利益再分配，消除不公平，很重要的是改变中国人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试想，当积累的财富最终只有很少一部分可以传给孩子，人们还那么贪欲无度吗？当贪来的钱财实际上只是“代管”，还会冒着风险去贪腐吗？当财富只是人生的一个组成部分，一定情况下不是最重要的部分，要获得更强烈的幸福感需要从社会担当中寻求，那么中国的道德拐点还会迟迟不到来吗？

　　当然，要最大限度提升征收遗产税的积极作用，同时把消极作用降到最低，有几个方面的工作要跟上，甚至说不可或缺：

　　第一，政府要把征来的税真正用在民生上。为什么人们在尚未弄清遗产税的情况下第一反应是反对呢，或者说“税收恐惧”呢？主要还是税收上来后用在哪里和如何使用的问题。如果税收最终都用在民众身上，且可见可感，就不怕征税，甚至不怕重税；如果是用来维持居高不下的“三公”消费，再低的税赋民众都不会满意。

　　第二，富人要提升自己的社会担当意识。征收遗产税，是从富人兜里掏钱，富人要么增强社会担当精神，以获得价值感和更高境界的幸福感；要么继续沉溺于无限的财富欲望中，选择避税或逃税。也就是说，富人是否提升自己的人文修养和精神境界很关键。这方面，西方国家一些富人的做法很值得我们思考和学习。比如美国不少富豪主动要求政府提高向他们的征税；盖茨、巴菲特等近乎裸捐，较少给自己的孩子留下巨额财富。随着中国人价值观念的改变，特别是富人们逐步认识到活着的意义并不是攫取无限的财富，而是更好地运用财富，中国也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富豪主动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

　　第三，以有效措施防范富豪向国外转移财产。据说，美国也有上千名富豪为了避税移民国外，这意味着在承担社会责任上，永远都不会那么一致。可以肯定，开征遗产税后一定有大量富豪为避税和逃税移居海外，这是需要防范的。国防大学教授 公方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