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教授：养老金至少得提前25年准备(2)

　　中间段养老院难以生存

　　莘庄镇敬老院副院长张娟翻出一张报纸，上面有介绍加拿大多层次的养老服务形式：最普遍的是“独立生活”老年人公寓，住客大多能够完全自理，提供医疗监测和应急支持服务，房租低廉，一般是居住者月收入的30%。其次是“辅助生活”老年人公寓，住客基本能自理，配备专职护士，医生定期到访。住户通常需要交其收入的70%作为租金。最高层次的是“特许护理”养老院。入住者完全丧失独立生活能力，需由护工24小时照顾，收费也最高。

　　张娟说，国内的养老机构没有细分到这样的程度，他们养老院就住着能自理和不能自理的老人，但总体而言，收费层次没有拉开。护工月收入处在全市最低工资水平。目前敬老院的最大困难，就是招不到护工及管理人员。

　　逸仙敬老院也面临共同困境，虽然护理等级已经分为一级、二级、三级，每个等次护理费用不同，但每当逸仙招来护工，专业培训、帮助考证、上岗积累经验之后，护工就开始想着跳槽。比起医院的护工，养老院常住老人的家属也不愿给太多小费。

　　上海目前推行的是“9073”养老模式，即居家养老、社区养老、机构养老人数分别占90%、7%、3%，能够住进养老院的老人是很少部分。

　　冯强预言，未来的养老机构会向两个极端发展：要么大型连锁、现代化、服务标准化，要么就是家庭旅店小本经营。中间段的养老院几乎难以生存。

　　冯强的目标显然是前者，所以新开的协和颐养院，引进了国外的“ERP公共信息管理平台”，个人信息、护理信息、餐饮信息、住房信息、仓储信息等，档案全部电子化，整合到一个软件系统来管理。不仅使用便捷，也可极大降低管理成本。 “和国际相比，中国养老院的差距不在于硬件，而在于服务标准化，只有标准化了才可以复制，才能形成规模。 ”冯强这样强调。

　　养老的标准化服务体现在哪里呢？比如统一洗衣服务，不用自己手搓，统一餐饮标准，不会厚此薄彼，统一查房和医疗流程，一级护理、二级护理、三级护理的服务界定有统一的菜单等。

　　养老产业正在探索更好的商业模式，前景只有在社会支持和从业者主动作为的共同努力下才会变得更加光明。

　　观点集萃

　　上海战略研究所王洪卫工作室石薇博士：

　　中国反向按揭的以房养老，面临“操作断层”。美国采取了三种模式：政府开展模式，政府加市场兼营模式和市场运营模式。

　　上海财大李会平副教授：

　　反向按揭在美国仍不被主流社会价值观所接受。我碰到的一位美国人曾以轻蔑的口气说邻居 “居然抵押自己的房子来养老”。

　　上海财大安志勇副教授：

　　反向按揭可能蕴含不公平。假设说富人有多套房，穷人只有一套房，反向按揭让富人的选择更多、受益更多。同时也会对人们的购房行为造成错误的激励。

　　上海社科院陈则明副研究员：

　　许多上海老人居住的是无电梯的老式房屋，缺乏老年配套设施，造成老人死亡的大多数起因就是跌倒，所以，鼓励老年人长期居住在老房子里不太合适。

　　上海房地产科学研究院江莉高级经济师：

　　一线城市房价居高不下，二三线城市的房屋供过于求，这些都大大降低了反向按揭对老年人和金融机构的吸引力。(记者 龚丹韵 陆绮雯)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杨燕绥：

　　养老金至少提前25年准备

　　这是一张中国社会“变老”的时间表：相关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在2000年前后进入老龄化社会；2025年，中国将步入深度老龄化阶段；2035年则会进入超级老龄化阶段。

　　“中国在30年时间里要完成从老龄化、深度老龄化到超级老龄化社会的三步跨越，而美国在1955年进入老龄化社会，过渡到深度老龄化的2015年，其间有60年时间。毫无疑问，老龄化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构成了巨大挑战，中国的老龄化问题会在最近十年集中突出爆发。”这是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杨燕绥日前在 “新沃新财经论坛2013·上海”演讲时发表的观点。

　　她在以“老龄产业和金融机构的合作与挑战”为题的演讲中指出，中国现在不是最老的国家，但却是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中国跑步进入老龄化，但我们的养老金、养老产业、养老服务等都没有做好很充分的准备。

　　杨燕绥告诉我们，关于老龄化时间表，国际上的统一口径是按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来表明一个国家的老龄化程度。当65岁以上人口占到总人口7%的时候，就说明这个国家进入了老龄化社会，这时总人口结构是10个劳动人口供养一个65岁以上老人；当65岁以上人口占比达到14%的时候，就说明这个国家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这时总人口结构是5个劳动人口供养一个65岁以上老人。

　　5个劳动人口供养1个老年人，这是理论上的“边界赡养比”。什么是边界赡养比？当5个劳动人口供养1个老年人时，政府会要求这5个劳动人口每人拿出10%的养老金税费去给那1个老年人，老年人可以得到的养老金累计为50%，也就是说，这个老年人的养老金是在职者平均工资水平的50%。这是1952年国际劳工组织给出的最低标准，养老金不能低于在职者工资的50%。对于劳动人口来说，10%作为养老金税费被拿走了，他们的可支配收入还有90%，这90%有三件事必须要做：日常开支、养孩子、买房子。假设这三件事开支各占30%，劳动人口就可以对政府说，10%的税费是最高的，不能再高了，高了就养不起孩子，买不起房子了。因此，这时社会上就出现了一个刚性的边界赡养比，即养老金不能再低，养老金税费也不能再高。

　　但问题就在于，老龄化程度会继续深化。当65岁以上人口占比达到20%的时候，就会进入超级老龄社会，这时总人口结构是3个劳动人口供养一个65岁以上老人，可以想象，那时候，养老金筹集会更加困难，劳动人口的负担也会更重。杨燕绥指出，还应明确的是，以上说的5:1、3:1都是理论赡养比，实际赡养比还要低，因为劳动人口中实际上还要减去四类人口：在校生、低收入人群、失业人口及提前退休人群。 “毫无疑问，老龄化问题现实而又严峻，看国际上各个国家的做法，养老金至少得提前25-30年准备，对于30年要跨越三个阶段的中国来说，社会的老龄化脚步已经在倒逼中国养老金结构调整的时间表。 ”杨燕绥强调：“这个时间表越往后推，政府为此付出的成本将会越高。 ”

　　杨燕绥指出，老有所养，不仅仅是养老金的问题，还包括医疗保健、养老居住、老年护理等一系列问题。我们当下就需要为超级老龄化社会的来临提前做好必要的准备，“公共政策到位的话，可以缓解由老龄化带来的一些问题”。

　　杨燕绥认为，国内现行的养老政策缺乏公平性与持续性，亟待改革。拿养老金制度来说，目前，政府的表态是一个承诺和一个不承诺，一个承诺是要解决养老金的碎片化、多轨制；一个不承诺是什么时候解决暂无时间表。这里面牵涉方方面面。此外，在社会养老服务体系的建设中，以提供养老服务与管理养老资产为主要功能的金融机构或法人集团也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事实上，在当天的论坛上，中国老年学会风险管理研究专业委员会正式成立，由新沃资本主导的该专业委员会将为政府部门、涉老产业参与企业提供专业交流平台。可以预见，随着老龄化时代的到来，涉老金融炙手可热，各类机构将加快布局，探索金融与老龄产业的共赢发展之路。(记者 陆绮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