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广场舞 让尊重消解窗后的牢骚

何姗姗 制图

　　对于马路边的广场舞群，社居委的态度“更是无奈”。“问题并非出在广场舞上，而是在于时间和音量的规范上。”惠园社居委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对于广场舞扰民一事，社居委并没有执法权，只能好言相劝，相互协调跳舞时间和喇叭音量……

　　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的界限在哪里？一个明显的问题来自广场舞，更准确地说是在于跳舞者使用的喇叭音量——有时它会以噪音的形式，突破公共空间，抵达私人空间。

　　不可否认，在广场跳舞，有锻炼身体和社交的意义。但长期以来周边住户的反映、投诉说明，它并非对所有人都有积极意义。当舞曲总是突破公共空间的时候，它就是不道德的。

　　其实一个小小的举动就能解决此问题——将音量设置小一点，将音乐留在广场就好了。在适当的范围内，它是优美的，是有益的；不要将它推及不需要的人群中，以致变了味。

　　所以，讨论这个问题，事实上是在讨论喇叭的音量大小。笔者感觉很无味。我还怎么去进一步讨论呢？只要手指将旋钮稍稍拧一下，所有不满的人就住口了。但近些年的事实表明，噪音一直存在，受干扰的人一直不满。一个很小的举动，一直没表现出它应有的价值。

　　社会管理者也不便于为此出面做些什么，因为他们背后没有明确的法律法规支持，要说，也只能从道德层面出发。而道德向来是弱势的——你往“大处”说，对方完全可以“大而化之”。这种噪音就好像有人随手扔垃圾一样，守公德者看着不顺眼，那也就是个不顺眼而已。类似的小事情还有太多太多，比如行人过马路、排队买票等等。也正是这些小事情，构成我们日常生活的主要消极面，它们填补了偶发性“重大消极事件”之间的空白，使我们在惊惧之余，还常常处于抱怨状态。

　　生活因为公德缺失，而烦恼多多。人与人之间的不体谅，导致许多不必要的说法。有关噪音的问题，很早我们就注意到自己与西方人的差别——在餐馆里，在商场里，我们的嗓门能够湮灭5米外的所有声音。但在国门开放之前，我们还不知道这是一种“中国特色”，而等到我们知道后，一个不够文明的难堪形象早就树立了。

　　这类不文明形象对国人而言，常常熟视无睹，基本上就是“存在的即合理的”。“形象”因为存在得久了，就被普遍认可了。好比我们初见一位面貌丑陋的人，或许会小小地吃一惊，但相处一周，就成了朋友。对人而言，我们当然不能以面貌美丑来决定“取舍”，因为我们最终要的是那颗比脸蛋重要得多的心，这里面有很大的考量余地；可对于不文明行为，我们到哪里找那颗比它的表现形式更好的“心”呢？

　　除了消灭不文明行为，我们别无选择。要说它也有“心”，或许普遍存在于所有人身上，可能无一幸免。跳广场舞使用的音箱背后，就是那群人内心的公德意识。在法律法规“不管”的前提下，我们只有诉诸公德了。虽然力量微弱，总还是有点力量。并且，笔者个人认为，这份微弱的力量，意义是超过法律法规的。因为“法律”主要体现在事后，针对少数人；而“公德”，涉及所有人，并安排了我们事前、事中乃至事后的一切。

　　再回到“公共空间”。或许可以将其理解为“私人空间的扩展和延伸”吧？跳舞者完全可以使用这个空间，因为有他们的“一份”；但同时，也有不在场者的“一份”，包括外国客人。所以，从“使用权”、“控制权”来看，在场或不在场者，都拥有“发言权”。不同的是，跳舞者可以“现场控制”，而不跳舞者只有躲在窗户后面发牢骚。我们在尊重跳舞者的同时，也得尊重“窗户后面的牢骚”。因为大家都是公共空间的拥有者。将舞曲音量放小一点，公共空间就有公共的意义了，否则，就是“少数人的空间”了。这是一种霸占行为，不足取。 (本报首席评论员 张小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