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锁冰城引关切 专家称治霾需京津冀全区域协同(2)

　　在环保人士看来，识别污染源是治霾的关键一步，从被动走向了主动。今年3月份，国内多家公益组织共同发出污染源信息全面公开的倡议，据介绍，北京已承诺推动重点污染源企业数据的实时公开，河北决定于明年1月1日开始实时公开，天津公开了季度监督性数据。环保部也制定了新的监测管理办法，要求国有企业每小时一次向公众报告，明年1月份开始实施。

　　“我们已经看到有的省份进行了实时公开的尝试，结果让人喜忧参半，喜的是看到大量的信息被公开，让公众可以非常明确看到其是否达标排放；忧的是大批企业处于超标排放的状态。”环保专家马军说，实时公开这个问题，是我们现在最好的一个机会。过去半年的进展是快速的，我国已投入100亿元建设在线监测系统，这些企业都安装了自动监测设备。

　　据介绍，唐山已委托科研机构做PM2.5的源解析，为下一步的治理决策提供科学的依据。

　　雾霾治理建议2

　　京津冀全区域协同治理高污染耗能产业

　　对于大气污染，一个屡屡被提及的词是“联防联治”。从空气污染角度来看，对PM2.5的治理，仅靠北京市单打独斗是难以完成的，必须联合北京周边省区市进行区域联防联治控制污染。多个专家在谈及对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的大气污染治理时都表示，从源头上控制污染物排放和治理，进行联防联治，怎么联防？怎么联治？这也是个难点。

　　在谈及京津冀雾霾治理的难点时，南开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国家环境保护城市空气颗粒物污染防治重点实验室主任冯银厂教授对本报记者表示，在京津冀这个大区域内，其产业结构调整、能源结构调整、工业布局调整是需要在全区域范围内整体协调进行，“不是说我们习惯于行政区划，我这个城市干了什么事，一过了我管的范围，我就不管了。因为大气污染是一个自然的过程，无论是刮风还是污染物扩散，它是不会管这些行政区划边界的。”他说，“毕竟，牵涉多个城市，涉及这么多行政单位，我们所提的区域联防联控机制，究竟应怎么联？怎么防？用什么样的机制来保障？谁来考虑？怎么考虑？我觉得这是难点。”

　　马军表示，从整个区域来讲，无疑工业废气的排放占绝对多的比例，需要大幅度减排。他介绍说，在全国数以百万计的排放源头中，65%的工业废气都源自于4180多家企业，而这样的企业在华北平原是比较集中的，北京较少，有11家，天津有31家，河北有288家。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邹正方对本报记者表示，就污染的主要源头而言，经过近几年的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转移，北京市很多重污染企业已转移到河北等地，但仅凭这样的产业转移行不通，除了河北会对北京的大气污染产生影响，还要考虑到天津、内蒙、山西等北京周边地区。“比如，山西也是个重化工业较发达地区，煤化工的加工肯定会产生大量粉尘污染，稍微吹点偏西南风就很快到北京，因此，采取联防联动的方式来预防和治理当然是正确的。

　　你减排多少我补贴多少 这样你可放心去做

　　邹正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合作与联动是一个方式，就治理的根本而言，还在于要调整产业结构。“要转变发展方式，降低那些高能耗、高污染的产业在整个经济当中所占比重，京津冀晋蒙这五个地区恐怕都得共同合力动作，光靠北京向周边进行产业转移已不能解决问题。”他说，但是，关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低减少‘两高一低’产业的发展，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这些已提出多年但却落实得不理想，调整的步伐仍较缓慢，他认为，所涉及的最主要问题就是，由于这些重化工业往往是产值高、经济增长速度快，因此，能带来很好的政绩。

　　邹正方对本报记者表示，他认为，就促进产业升级而言，最主要的在于对于干部的选拔和绩效考核方式，“不能够唯GDP论，应该把环保这项指标体现到考核当中。如果一个官员在本地执政那几年，这个地方的污染比以前严重了，那么，尽管在这一官员治下，当地的GDP增长很快，是否要提拔这一官员仍值得考量。”如果，不将“环保”作为一个重要的考核和提拔干部的指标，恐怕很难真正能够转变生产发展方式。

　　“这是最根本的问题，也是长痛和短痛的问题，如果现在我们仍靠发展重化工业来发展，可能发展速度会很快，但以后一定会意识到这是得不偿失。现在我们常提‘顶层设计’，我想，污染治理也需要一个顶层设计，首先在顶层设计上要重视，然后要有相关的具体措施，比如，在干部的考核制度中，把针对降低污染的考核作为一个重要指标，如果真能做到，应该会有很好的收效。”

　　不过，区域内的联防联治还牵涉到区域内各城市或各地之间的利益再分配问题。“比如，一些地方会认为，我减少了重化工业，那么这方面损失的经济利益能否得到补偿？现在，可以通过国际上通行的碳交易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比如，你减少多少排放我补贴给你多少钱，这样你也可以放心地去做。补贴可以由受益方或者中央财政出资来支持补偿。”

　　雾霾治理建议3

　　机动车尾气排放治理

　　改善城市布局政府服务治本

　　随着城市机动车保有量的快速上升，汽车尾气带来的污染，成为像北京、上海此类大城市污染严重的一个重要因素。如何减少汽车尾气排放？更换更高品质的燃油、为减少机动车出行率所进行的限购、限行等措施层出不穷。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石家庄市民都有一个明显的感觉，近两年汽车至少翻了一两倍，二环内的交通与北京有一拼。唐山市民也反映，近一个月，常常出现全城大堵车。

　　谈到机动车的问题，马军认为，这涉及到车、路和油品，但是治理的时候也要有所重点。“拿北京来讲，尾气排放氮氧化物的一半，差不多源自于仅占5%的柴油载重卡车，相对于数以百万计的私家车来讲，应该作为一个最大的重点治理。”

　　他认为，道路如果特别拥堵的话，排放会大大增加。对于北京这样的城市，确实要大力通过各方面的设计，减少道路的拥堵，减少机动车出行，更多推动公交、自行车的出行。另一方面，对于二、三线城市来讲，他们要吸取在北京所发生的教训，更早着手对机动车进行控制，因为车辆数量将会迅猛增加。

　　冯银厂对本报记者表示，无论是“摇号”限制机动车购买量，还是提高燃油品质、实行“单双号限行”限制机动车上路等，尽管对减少机动车尾气排放有效，但都属尾端治理，而非源头治理。“它可以减缓污染量的增加，或说可以使污染增加得慢一点，但非治本之策。”

　　冯银厂表示，要想从源头上控制，最根本的问题不在于车多车少，而在于车的使用效率和出行效率，对于机动车排放污染控制，其源头还要从城市功能定位、发展总布局、政府服务定位和管理精细化等方面考虑。“咱们可以调查下，大街上的机动车，他们为什么要到这个地方来，从本质上讲，很多出行都是无效出行。”他说，“比如，一开学，很大一部分车主的出行需求就是送孩子上学，有些甚至不惜从城南跑到城北，如果能够让孩子在家门口就能读书，没有了出行需求，家长还需要这么长途跋涉开车送孩子去老远的地方读书吗？”冯银厂表示，因此，从根本上，政府应该从城市的合理规划布局、政府服务等更加深入的方面考虑。(策划及统筹 龙迎春 赵琳琳 文 记者 谢绮珊 林广 记者 李妍 通讯员 南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