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摔打儿童案”让人重估人性之恶

　　一个才1岁半的小孩在电梯口突然被一个10岁的女孩抓进电梯又打又踢，然后从25层楼上摔下来，婴儿最终从死神的门口逃了回来，这样的事不但无比怪异，而且十分神奇。

　　前天深夜，重庆长寿警方通报了“重庆一女孩电梯内摔打幼童”事件的初步调查情况：被打幼童原原已于12月4日苏醒，将在近期接受手术。

　　没有外在原因，女孩为什么要这样做？这对任何人，包括女孩的家人、社会学家、心理学家等在内，都可能是一个难以解开的谜。

　　10岁的女孩做出如此惊天动地的举动，不免使人想到心理疾患与心理畸变问题。这种问题早已困扰许多专家。在西方社会心理学界，有人把这种怪异行为视为心理失调，列入人类攻击性的范畴。他们通常用四个标准来衡量精神或心理失调：社会性变异，个人烦恼，不适应行为及不合理性。

　　这种临床模式为研究人的反常行为和犯罪行为提供了新的方法，但也受到另外一些学者的反对。反对的理由，美国学者威尼·威顿归结为四条：一是临床模式将道德伦理问题转化成医学问题；二是这种模式忽视了精神失调的心理因素；三是它鼓励了精神失调者接受被动的病人角色；四是它认为关于精神失调的判断与价值观念无关。

　　西方学者的研究提示我们，在分析研究重庆摔打婴儿的女孩时，既要开启医学模式，也要运用社会学模式。

　　人本来就是一个无比复杂的高级动物。人内部构造的复杂性远远超过最庞大最精密的机器，任何一颗螺钉、任何一条连接线出现松动和错位，都会让身体机器运转失常或者停摆罢工。而机器失常还只是自身问题，人的神经一旦短路，则可能伤及无辜。

　　“人之初，性本善”的说法作为道德劝导有一定的社会价值，但作为人性假定，则显然失之简单。善是不会独立存在的；社会如果没有恶，也就无所谓善。抑恶与扬善是共生共存的。从社会防恶角度看，强调“原罪”，警惕人性之恶，显然更具现实意义。

　　一位高校中文系教师说，她在课堂上讲述余华小说《现实一种》时，许多学生都认为小说的情节是胡编乱造的，因为小说里有个叫皮皮的小孩虐待并摔死了自己的堂弟，这颠覆了“赤子之心”、“儿童天真无邪”的传统观念。可是现实就是如此无情地复制了小说的情节！

　　透彻人性从来都是超级作家的使命。英国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威廉·戈尔丁的代表作《蝇王》，就是通过荒岛上两派儿童互相残杀的描述，反映人性最深层的黑暗面和劣根性。小说将抽象的哲理命题具体化——在远离了人类文明及其规范制约之后，人性恶得到了空前的释放，哪怕是涉世未深的小孩，也会渐渐步入“罪恶”的深渊。

　　从清华大学朱令案、复旦研究生投毒案到近日的重庆摔打婴儿案，施害者的极端行为都超出了人们的想象，更摔打着过去的人性假定。究其行为动机和原因，离不开生理、心理和环境的因素。

　　针对这些问题的研究，也许会给我们一些有说服力的说法，但在当下，为了防止更多的伤害，我们首先还是要重估过往的人性假定，对人性之恶予以足够的重视；尤其是那些被精神与心理问题诱发出来的人性之恶，我们还是要明察秋毫，以防它们成为脱缰的野马。(作者是本报首席评论员) 　□何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