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晚报：用雷霆治理为办公室正名

　　所谓办公室，《现代汉语词典》中的解释言简意赅：办公的房子。显然，其核心功能是办理公务，其面积大小、装修设计、物什配置等都应该围绕这一核心功能而定夺取舍。

　　然而，近些年来，一些地方党政机关的超标建设办公室、办公楼，其奢华程度，简直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有的地方官员办公室配有休息室，红木家具、冲浪的双人浴缸、双人床；有的地方的会客室大得可以开上百人的舞会；有的地方政府办公楼高大巍峨、宽阔的广场、庄严的廊柱、一层层大理石台阶，俨然一座中西合璧现代化的宫殿，甚至不难看出白宫或天安门的影子……奢靡之风的背后，是权力私欲的冲动，是享乐主义作祟。

　　“党政机关办公用房建设项目应当按照朴素、实用、安全、节能原则。”“党政机关办公楼不得追求成为城市地标建筑，严禁配套建设大型广场、公园等设施。”……《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对于党政机关办公用房的规定，可以说指向明确，对症下药，其中为办“公”室正名的意旨，显而易见。

　　其实，对于超标准豪华办公用房，最高决策层的警惕之心，治理之意，从来没有松懈过。据统计，1988年至今，中央下发了11个关于党政机关楼堂馆所的管理文件。对于不同级别的党政官员的办公用房建设标准，早在1999年《国家计委关于印发党政机关办公用房建设标准的通知》就曾作出明确规定，譬如省级正职官员每人办公使用面积54平方米等。

　　然而，不无吊诡的是，一边是规定的森严壁垒，一边是官员的钻营取巧。从以往曝光的案例看，特别是一些有权有钱的部门，一个科级干部的办公室，都比省部级官员的牛气；越是一些贫困地区的党政办公大楼，越是竞奢斗侈，惊世骇俗，不仅丝毫不输于发达地区，反而大有后来居上之气魄！以至于一些地方略显破旧寒碜的办公楼，往往成为媒体热衷报道的热点，不难赢得民意的众口称赞。

　　上违规定，下孚民意，一些地方的办公楼为何越建越豪华？一些官员的办公室何以极尽奢靡之能事？

　　从官员个人心理分析，不外乎权力膨胀，背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使然。中国传统社会固然流传“官不修衙”的说法，但“政非官不举，官非署不立”的信条同样不乏拥趸。“高端大气上档次”的办公室，既是官员地位和权力的表征，又能满足其贪图物质享受的内心欲望，是典型的权力审美的产物。

　　从公共工程的角度看，一个办公楼的建设，涉及土地拆迁、规划、工程施工、内部装修等诸多环节，每一个环节都意味着权力可以上下其手的空间。譬如2008年9月，湖南娄底市曝光的市政府办公大楼建设贪污受贿窝案，涉案总金额为2000余万元，是当地城建领域发生的最大一起受贿贪污案件，涉案的26人中，包括1名厅级干部、4名处级干部，市政府原秘书长申庆华受贿额超过200万元，其中包括10多万元的古玩。

　　从官员政绩层面剖析，富丽堂皇的办公大楼，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形象工程。何况，不少地方的党政办公大楼，多数选择在开发区或者新区新建，意味着城市政治中心的迁移，“政府搬过去，地价就会上来”的现象背后，则是地方政府“土地财政”的盆满钵满。譬如成都，成都市城南地区原属偏远地带，2004年一开发商拿地，每亩价格仅206万元；同一年，成都市政府新行政中心动工；到了2007年7月，另一开发商拿地时，每亩已飙升1265万元。

　　毫无疑问，从“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切入，治理超标准豪华办公用房可收雷霆之效。我们更有理由期待“财政卡死、审批严格、违规必究”治理的常态化运行，唯如此，才能避免豪奢办公室“风头一过，强势反弹”问题，办公室才能回归名副其实的正途。(评论员 成一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