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基层城管的自白：能躲在车里就不下车干活

　　原标题：“能躲在车里，就不下车干活”——2013 一个基层城管的自白

　　“没什么事情发生，反而比往年过得都舒心。”回顾过去的2013年，武穆总结为“平淡无奇”。

　　即便是讲述年初被小贩拳击在地的故事，武穆也没觉得有什么“色彩”可言——做城管六年的光景，这些都是家常便饭，“算不上变化。”

　　如果非要说有什么变化的话，武穆自嘲地说，也许是身体变差了：“因为我想开了，能躲在车里，就不下车干活……”

　　冲突多了 心态平了——

　　“被打了，又有机会在家歇着了”

　　武穆当上城管，已经是2007年的事，再过几个月，他的城管生涯将满七年。即便如此，武穆在城管队内也算不上“老员工”，对比众多四五十岁的同僚，武穆顶多算是刚摆脱“新人”头衔。

　　换过几次部门，武穆却从来没有升过职，每天出门巡逻，是他的主要工作，原先是定点查摊，如今是处理举报，都跟街头执法摆脱不了干系。

　　“刚来城管队的几年，我是队里有名的‘傻子’，总希望能在无照小贩和严格执法间找到一个平衡点，甚至让小贩主动离开。”为了达成自己的目的，武穆比其他同事更愿意与小贩接触。可惜接触没有带来什么好的结果，武穆与小贩们打了一年多的“游击”，却没有一个无照小贩达到武穆心中的“平衡点”。

　　“找平衡”带来的是武穆未曾料想的冲突，2010年，武穆第一次在执法过程中被小贩打倒在地，被打飞的眼镜在地上摔成了两半，“我至今还记得当时小贩嘴里喊着，‘城管打人啦’。”

　　“那时我还很委屈，尤其是挨了打，警察来介入的时候，却说我们这是民事纠纷。如果警察执法过程中被打了，这能算民事纠纷么？”只不过有了第一次，就有第二次，回想过去两年，武穆与小贩争执乃至动手，就发生了三次。

　　在他眼中，动手不意味着就是暴力执法，但这是城管无法回避的问题：“小贩不听劝阻，我们就要查抄，我查抄他不可能乖乖给我，一来二去就会撕扯起来，在老百姓眼中，这就已经是暴力执法了。”

　　而武穆表示，自己的底线是不会主动攻击对方，尤其是在“城管打人”成为热点事件后，“挨打就跑，然后报警，警察一来，反而事情就好解决了。”

　　2013年初，武穆再次在执法中被打，为了抢夺小贩手中贩卖的线香，武穆被一拳打倒在地：“事后我第一件想到的事，不是我多委屈，而是我又有机会名正言顺地在家歇着了……”

　　暴力少了 形象差了——

　　执法归来，车门把手被人吐了痰

　　虽然执法中冲突不断，但在武穆看来，真正的“暴力执法”却越来越少。

　　“一方面，执法人员的素质和管理在提升；另一方面，消极怠工的情绪越来越严重了。”武穆笑称过去一年中，自己的身体素质有了明显下降，因为每逢出车巡逻，他就和同事找个僻静地方休息，“我想开了，费力不讨好的事还是少干。”

　　与武穆想法相似的城管队员很多，而这种执法思维的转变，还要从李志强案说起。

　　2006年8月11日，北京市海淀区城管监察大队执法人员来到北京科贸电子商城北侧查抄时，发现商贩崔英杰无照经营，城管队员将其三轮车罚没。执法人员准备撤离现场时，崔英杰突然上前举刀猛刺海淀区城管监察大队海淀分队副队长李志强的颈部，当日18时，李志强因伤势过重抢救无效死亡。

　　李志强的死，是北京城管成立8年来第一起因公殉职的案件，即便7年之后，仍然是许多老城管讨论的话题：“在此之前，很多城管执法的方式跟‘打砸抢’无异，但那之后，柔性执法这个说法就开始出现了。”

　　2008年11月，一名散发小广告的少年在城管追逐下，跳下筒子河身亡。这一事件再次引发公众对于城管的质疑。据媒体报道，事件发生后不久，就有部分城管选择消极应对，干脆不下车执法，“不执法自然就不会出现这种事情。但如果不执法，一条大街一天时间没准就出现几千个小广告，这个问题又怎么解决？”

　　不管是城管打人还是城管被打，在公众传播中的城管，几乎都是“负能量”围绕。尤其在延安城管双脚飞踩被执法者头部的视频上线后，城管的形象降到冰点。普通执法都会被围观群众指责，已经成为常态。

　　私底下，城管们讨论更多的，并非“该不该”的问题，而是“值不值”。武穆身边的朋友也常常劝他，工作时不要过于较真，得过且过就行，还有朋友专门给他传了湖北城管在执法时被村民用锄头砸死的视频：“事情就发生在今年3月，视频挺吓人的，让我们看来就是一次挺普通的执法，毫无征兆下就一锄头把人打死了。”

　　“所有人都在讨论这个不该做，那个不该做，但很少有人能提出真正有用的建议。”虽然暴力执法越来越少，但城管队员的执法形象却每况愈下，几次执法归来，武穆都发现执法车的车门把手被人吐了痰，更有甚者，有人将装着不明液体的避孕套挂在执法车的反光镜上：“从来没有抓到过现行，但谁都明白，这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

　　取证多了 态度正了——

　　“甭管有事没事，相机都先拍着”

　　如果说2013年一系列城管事件给了城管什么正面影响的话，那么就是如今执法中，武穆的同事们更重视取证的重要性。

　　“许多城管事件如今都是靠照片或者视频曝光出来，这种形式就出现一个问题，很少有执法一开始的影像。所以大家不知道为什么会打起来，没有前因，就只能得出城管凶狠的印象。”2013年6月，西城区展览路城管分队队员在动物园附近查抄无照商贩时发生争执，城管队员及保安遭到商贩谩骂殴打，执法过程视频公开后，舆论罕见地倒向城管执法一方，“说白了，就是大家看到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很多问题就能够解释清楚。”

　　而就在展览路分队城管被打事件不久，一场发生在什刹海的执法争执，再次证明执法取证的重要性——一位父亲携带孩子“练摊”与执法者发生争执并各执一词，整个事件没有直接证据，让案情变得扑朔迷离：“以往执法，总是争执发生后才开始录像取证，这时候取证已经没什么意义了。这两件事发生后，大家执法都开始注意，甭管有事没事都先拍着，万一有了争执，谁是谁非都好解释。”

　　当然也有副作用——在旁观者看来，举着摄像机取证的城管队员，有时反而成了“荒谬”的存在——其他人都裹身争执中，却有一人穿着制服，置身事外：“这就是视角不同了，你既可以认为这是好的开端，也可以认为城管在推卸责任。”

　　拆违多了 效率高了——

　　“数百职能中，拆违的形象最光辉”

　　2013后半年，武穆的工作开始发生变化，拆除违建，成了城管队一项重要工作。

　　从某种程度上，这对于武穆算是一件好事——在城管负责的数百项职能中，拆除违建的形象可谓最为“光辉”：“除了盖违建的，没有谁不支持拆违，这与查抄小商贩相差很大。”

　　实际上，拆除违建在2012年就成为城管的一项主要工作，2013年3月北京市召开“生态文明和城乡环境建设动员大会”后，“拆违”更是迅速加码。8月，人济山庄“最牛违建”曝光，再次加快了全市拆违的脚步。

　　“我不是拆违组成员，但拆的项目大时，我们都要去现场。按我们的话，就是去站脚助威，加油鼓气的。”武穆介绍，拆违工作能够顺利进行，除了社会认可程度大外，与其他部门联合执法不无关系。由于拆违涉及法院、公安等多个部门，其执法力度，远超城管一家之所能：“真到拆的时候，也不用城管动手，全是雇来的施工队。”

　　“从拆违就能看出来，其他部门的‘威力’，比城管可大多了。”就在12月中旬，武穆开始对某通信公司张贴小广告的行为做出查处，在以往多次查处无效的情况下，武穆也体会到了“联合其他部门”的威力，“城管怎么罚都不管用，但这次我们联合了工商部门，要取消企业明年的经营权，一下就管用了。”

　　现实正是如此吊诡，其他部门“一管就灵”的事情，恰恰都是在十几年前城管成立时，由各个行政管理部门划分给城管部门的——按照彼时的说法，这种行政管理职能的转移，是为解决“几个大檐帽管一个破草帽”的尴尬。

　　“结果整合了十几年，我们城管这顶‘大檐帽’，却是最弱的一顶。”武穆坦言，城管看似变化不少，但实质没变，正如他的六年城管生涯：“从想解决矛盾，到逃避矛盾。”(文中武穆为化名)(主笔 吴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