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商报：如何治霾 再不能开错药方重走弯路

　　核心

　　提示

　　人类在经济发展进程中对环境造成的破坏，的确有可能是我们今天付出更大代价都无法恢复如初的，但这并不等于我们可以“不计代价”，且今天的公民都有权利和义务来控制这个代价：钱怎么花，有什么举措，能做到什么程度，达到什么效果，有没有严格的论证，不达目标责任谁担……

　　“先污染后治理”的旧有发展模式虽然已被摒弃，但惨痛后果毕竟已然存在。比如雾霾，我们几乎用尽一切方式来表达对它的痛恨与激愤，现在，它又被端到了最能解决问题的“两会”桌上，北京、上海、浙江……呼吸与共的命运，让同是呼吸者同时还代表着众多呼吸者的各地代表委员们再也无法绕开这一命题。

　　以治霾为主要内容的环境问题，不仅是经济问题，也是社会问题、政治问题、民生问题……360度无死角的环境污染，无论从哪个角度，都注定会成为当下中国最要紧最关切的重大议题，逼迫我们必须想出最好的办法、拿出最高的效率、用尽最大的诚意。

　　这样的现实急迫和民意厚望，给当下的治霾提出了非常不一样的要求。借鉴曾经行之有效的办法，浙江省政协常委钱前委员呼吁“用打击酒驾力度来抓环境污染”。曾经禁绝不了的酒驾最终在“入刑”的严格律令和“严打”的执法较真中低下了顽固的头，可见当初的泛滥确与“法”及“治”的双重力度不够有关。以酒驾之矛来攻雾霾之盾，可以很容易地发现，治霾如今也存在“法律”和“执法”的双重疲软。

　　可供借鉴的还有世界上很多发达国家的经验，美国洛杉矶的雾霾污染真正好转于1970年《清洁空气法案》出台后，英国伦敦30多年的治霾过程也得益于1956年的《清洁空气法案》，从立法的治国根本上，为治霾这一覆盖广泛需时长久的艰巨任务布下天网，堪称良方。这大概也是人们如此厚望于“两会”的原因。

　　当然，众目睽睽还有一个好处，可以将代表委员们“八仙过海”的建言献策置于亿万人的监督和拷问之下，决策者不妨从与会者的反应、新闻采访及网民议论中，增加一重鉴别帮助。就像北京市长对2017治污目标立下军令状，虽官员无须都要学其“提头来见”的豪言，但汉语语境中“提头”也有“拿头上官帽作保”之意，在目前的公务员队伍内，将治污与行政考核相结合，施以奖惩，亦不失为督促官员治污的有效办法之一。

　　可同样是这位市长，其“投入7600亿治理PM2.5”的壮语也遭受质疑不绝。人类在经济发展进程中对环境造成的破坏，的确有可能是我们今天付出更大代价都无法恢复如初的，但这并不等于我们可以“不计代价”，且今天的公民都有权利和义务来控制这个代价：钱怎么花，有什么举措，能做到什么程度，达到什么效果，有没有严格的论证，不达目标责任谁担……我们再不能像当初“造霾”一样，走了弯路，造成损失，却无力追责。

　　挽救环境，任重道远，我们再也耽搁不起，所以必须对所有违背常识的防霾小聪明和投机治理保持高度警惕，不能让它们混淆和阻滞我们寻求有效治霾途径的努力：比如做做操可以防霾，甚至建议禁售香烟，家庭减少炒菜……(曾茜 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