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剥夺父母监护权须完善社会监护

　　民政部、最高法院、公安部等部门正在着手研究建立完善未成年人监护干预制度，核心就是若父母不履行职责，则通过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剥夺监护人的监护权。(1月21日《新京报》)

　　“贵州毕节冻死男童事件”，“南京饿死女童事件”这样的社会事件之后，以行政干预的方式剥夺父母监护权，确实很有必要。这与加强政府对未成年人保护监管的要求也一致。

　　但，剥夺不合格父母监护权容易，剥夺之后怎么办，却是个问题。按照法律条规，父母不能履行监护职责的，应当委托其他人代为监护；父母不履行监护职责或者侵害被监护人合法权益的，可以撤销其监护人的资格，另行指定监护人。问题在于，如果亲属确实有能力，也乐于代行监护权，这个问题通常在家庭内部就解决了。当监护权问题上升到司法层面，常常也就意味着，另行指定监护人可能已经存在现实困难。

　　所以，要剥夺失责父母的监护权，须强调视社会对未成年人的保护职责，以保障在父母被剥夺监护权之后，其子女的监护责任能够得到切实落实，不会因此陷入新的困境。

　　遗憾的是，如今社会救助和保障体系大概还不能完全胜任这样的要求。城市流浪人员救助中时有出现的暴力收容和遣返乱象，就是典型例证。这也意味着，要让父母被剥夺监护的未成年人得到妥善监护，社会监护体系必须完善升级，一是监测预警，哪些父母履行职责不够，二是政府兜底。只有建立起相对完善的社会监护体系，未成年人监护干预制度才能水到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