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析“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

　　●人生来都有过好日子的愿望，改善生活，由俭入奢自然容易被接受；而丢掉已经得到的一切，由奢入俭，在习惯上、心理上都难以适应。在这方面，清末八旗子弟的沉沦大体可为佐证

　　●由奢入俭固然不易，也并非不能做到。在党的历史上，许多富家子弟在决心投身革命之际，就在“奢”与“俭”之间毅然作出了选择

　　习近平总书记最近在谈到进一步加强作风建设、防止不正之风反弹时，引用了“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的古训。这句话出自司马光的《训俭示康》，大意是从节俭变得奢侈容易，从奢侈转到节俭则很困难。这十个字凝聚了中国古代治国理政、修身齐家的宝贵经验，对今天干部坚持为民务实清廉，抵制奢靡之风，确实不无裨益。

　　崇尚节俭、力戒奢侈，是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重要价值取向。古人强调，事业要勤劳，生活需节俭。《左传》甚至讲“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这个道理很简单：沉湎于物质享受，必然玩物丧志，不可能有更高的精神追求。古代圣贤大都能在事业、生活上做到克勤克俭：大禹为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吃粗米饭，喝野菜汤；诸葛亮牢记“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以朴素艰苦的生活砥砺斗志，实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们成就了事业，也树立了以严于律己促进事业成功的榜样。相反，一些封建统治者丧权亡身，也往往与无休止地追求享受有关。生活上的奢靡荒淫是与政治上的昏庸残暴相伴而生、恶性循环的。整日陶醉于香脂粉黛、酒池肉林之中，哪会想得到社稷江山、黎民百姓！发展下去，势必不勤政、不问政、不早朝，以至把国是当儿戏。当封建统治者奢靡、腐朽到极致之日，就是自取灭亡之时，他们离马嵬坡和大泽乡也就不远了。“历览前人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这是非常深刻的教训。

　　“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这十个字的睿智之处，还在于解释了“俭”与“奢”转化的辩证法。人生来都有过好日子的愿望，改善生活，由俭入奢自然容易被接受；而丢掉已经得到的一切，由奢入俭，在习惯上、心理上都难以适应。在这方面，清末八旗子弟的沉沦大体可为佐证。八旗是清朝的一种军事建制，骁勇善战，孩子生下来就放在马上锻炼，个个了得，为打江山立下了功劳。然而定都北京后，种种特权毁了八旗子弟，他们早已遗失了父辈的进取精神和斗志，无所用心，终日提笼架鸟，出入酒肆茶馆，以赌博斗鸡、听戏捧角为乐。及至清朝灭亡、家道中落，很多人已经陷得太深，积习难改，满足于“从前阔”的幻想里，没有转变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以至后来在人们心目中，“八旗子弟”成为一无所能的公子哥、坐吃山空的败家子的代名词。

　　不过话说回来，由奢入俭固然不易，也并非不能做到。在党的历史上，许多富家子弟在决心投身革命之际，就在“奢”与“俭”之间毅然作出了选择。从十里洋场来到黄土高原，从高楼深院、湖光塔影到茅屋草棚、土炕油灯，他们适应艰苦生活的过程，也是升华人生境界、锤炼革命意志、改变既有生活方式的过程，很多人成为优秀的革命者。新中国成立后，不少已经功成名就的学者，放弃国外优越的生活条件，回到贫穷的祖国，献身科技。从繁华的美国大城市到中国西北荒寂的沙漠，这是多么大的落差，然而邓稼先等一批科学家坚持住了，因为一个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在支撑着他们。这说明，人们的生活方式、生活观念、消费水平是与精神追求、价值观紧密相连的。在崇高理想的鼓舞下，人们是可以适应艰苦生活，乃至改变生活方式的。

　　今天，我们品味“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可以有两点启示。第一，崇尚节俭、力戒奢侈，并作为经受“四大考验”的一个重要方面。中国共产党人是担负远大使命的，南湖的航船已经航行了90多年，可是远远没有达到彼岸。从现在起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再到2050年基本实现现代化，我们党至少还需要带领人民艰苦奋斗几十年。越是讲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共产党人越是要讲艰苦奋斗。鉴于此，更必须提倡艰苦奋斗的思想、勤俭办事的作风、朴素健康的生活方式，以此作为抵御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侵袭的精神堤坝。事实说明，奢靡之风严重损害党的战斗力，奢靡之习可以毁掉一个人。一些腐败分子的堕落，也常常是从过度追求享受开始的。由享受、奢华到贪婪，进而不择手段地占有和掠夺国家资产和人民血汗，这是许多腐败分子自我毁灭的轨迹。第二，扫除享乐主义、奢靡之风要克服模糊认识和心理障碍，以自觉的行动坚持下去。多年来，有少数人把违规的“三公消费”当作待遇补偿，甚至当作一种生活习惯了，因此整顿不合理的“三公消费”，取消实行多年的一些办法，有些干部要经历一个思想上、生活上、心理上的适应过程。要防止出现反弹，就要彻底解决思想、态度问题。

　　由奢入俭难，却必须严格实行。

　　其一，干部对物质生活水平要有合理的定位，按照标准和规矩办事。今天扫除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整顿“三公消费”，只是建章立制，消除违规的部分，不是要回到节衣缩食的生活环境中，更不会大幅度降低干部生活水平。因此，“反腐败是反福利”的说法，无从谈起。在制度和政策范围内，干部的工作条件和生活待遇会得到保护，超出标准和规矩的行为是不允许的。按照规矩办事、执行标准就可以说达到了“俭”，这种“俭”有助于去官气、接地气、强精神、健身体，何乐而不为呢？

　　其二，强化自己的精神需求，在“幸福指数”中增加“精神充实”的权重。根据需要层次理论，人的需要是多方面、有层次的，更高级的是精神方面的需要，需要本身无法抹杀，但是可以调节的，高级需要可以支配低级需要。人所以有伟大与平庸、崇高与卑劣之分，不在于先天需要的差异，而在于是否能够善于调节自己需要，提高需要的层次。古往今来，一切杰出的、有所作为的人士都是精神上的强者和富翁，而不是低级需要的俘虏。“箪食瓢饮，回也不改其乐”，因为精神信念支撑着他。如果党员干部在精神方面有更高的追求，把强国富民作为目标，选择健康、科学、文明、朴素的生活方式，适当地、理性地消费，完全可以在精神需求和物质享受之间找到平衡。如此，干部保持节俭会成为习惯、全党拒腐防变的能力会极大增强，作风建设会收持久之效。　(作者为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兼职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