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行贿受贿也有“代理人”

　　“行受贿代理人”犯罪模式，是指国家工作人员不直接接受贿赂，而是通过自己信任的人间接接受，再转由自己支配，行贿人也心照不宣地将贿赂送到“代理人”手中。在这种模式下，受贿人与行贿人没有直接接触，而受贿人在法律上也常常不具有贿赂财物的“所有权”，只是拥有“使用权”，为侦查取证带来了很大困难。

　　“亲朋好友”最常见

　　这是最常见的行受贿代理人，作为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代理人与受贿人之间是亲人或者多年的好友，相互有极高的信任度，也有一定的默契。了解这层关系的行贿人多会直接找到代理人，提出自己的要求，事后也会将好处费交给代理人，即自始至终行贿人与受贿人可能从未谋面。代理人接受贿赂后，或者转交受贿人，或者通过成立私人公司等方式将受贿财物隐匿于公司或者私人账户，供受贿人日常消费使用。随着信任关系的增加，代理人也不只是接受贿赂的工具，逐渐异化为帮助国家工作人员“出售权力”，寻找受贿机会的经纪人，这些代理人最终也会被认定为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犯罪的共犯。这类案件凸显当前受贿犯罪逐渐从被动接受变为主动寻找，这种行为方式更为隐蔽，危害也更巨大。

　　如某机关房管部门领导魏某安排自己朋友王某成立公司，利用其主管本单位房屋开发建设的职权，接受一些施工或者房地产企业给予的高额贿款及价值近90万元的汽车一辆，而这些财产均在王某公司名下。

　　受贿人除了应请求进行权钱交易，有时也会通过代理人主动进行权力寻租。在西城区检察院查办的另一起行受贿窝案中，拥有重要资金及项目审批权的国家工作人员梁某，在日常工作中与几个私企管理人员建立了信任关系，当梁某所在部门有资金或项目审批时，就会主动找到这些代理人，让其联系相关企业，与企业就权力寻租进行“议价”。有的代理人还“雁过拔毛”，将部分贿款中饱私囊，造成行受贿双方对贿款金额认定不一的情况。

　　“专家学者”易上“贼船”

　　“亲朋好友”型代理人的存在是在与受贿人有长时间接触的基础之上，而“专家学者”型则相对具有偶发性。一些政府的招标项目会聘请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组成评审委员会进行专业评审，这给负责项目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评委搭建了一种联系。同时，投标单位为了顺利中标，急需取得项目负责人的“支持”和“内幕信息”，作为第三方的评委既能直接联系项目负责人，又掌握有关信息，同时专家、学者的身份比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更易于接触，因而成为投标单位最希望拉拢的人。如果评委自身法制意识淡薄、职业道德不高，极容易被拉上“贼船”，成为活跃的行受贿代理人。当“成功”一次后，这种代理关系会进一步密切，一旦还有类似的项目，这种行受贿方式就会再次上演。

　　前面提到过的国家干部梁某，在一次由他负责的政府招标项目中，工程师孙某被聘为评审专家。在招投标过程中，梁某与孙某商议，由孙某出面与一家投标公司协商，为其争取中标机会，但要对方支付一定好处费，对方公司欣然应允。该公司顺利中标后支付给孙某60万元好处费，孙某转交给了梁某。经查明，梁某与孙某以同样的方式先后向5家公司索要好处费300余万元。

　　“退休干部”更受“欢迎”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工作时建立了庞大的关系网，而退休后这层关系也并不会消失，由于自己身份的转变，与企业单位的接触也更加容易，这使得退休干部作为行受贿代理人比普通代理人更受“欢迎”。

　　陆某曾任地方某局副局长，退休后经人介绍认识了某房地产公司经理付某，付某正欲承接一项政府工程，便请陆某帮忙打点，并和他签订了一份1500万元居间费用的合同。于是陆某便通过自己退休干部的身份和工作时建立的关系网做起了“居间人”，在付某和该工程主管领导之间牵线搭桥。事后，付某多次支付给陆某所谓“居间费用”，并通过陆某将好处费打给该工程主管领导。

　　“行受贿代理人”犯罪模式由于阻断了受贿人与行贿人之间的直接联系，使其与代理人之间形成了一种攻守同盟，给反贪侦查工作带来了一定困难，为行受贿人逃避侦查、规避法律制裁提供了一时之便。随着检察机关对侦破此类犯罪模式的研究与实践，更科学有效的侦查手段也迅速成型，在侦查与反侦查的角力中，犯罪分子是不可能逍遥法外的。

　　而对于“行受贿代理人”，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向国家工作人员介绍贿赂，情节严重的，可能构成介绍贿赂罪；如果在介绍过程中有分成、获利行为的，还可能构成行受贿罪的共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