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得设最低消费”是法律精神的普及

　　2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明确，餐饮行业“包厢设置最低消费、禁带酒水”属于服务合同中的霸王条款，消费者如发现，有权对其进行起诉。近日，记者走访珠江新城和天河路商圈多家餐厅、KTV、快餐店，发现对于这一消费，多数受访消费者并未表示出太大的热情，而多数餐饮企业表示会“灵活应对”。

　　(2月20日《新快报》)

　　随着最高法的司法解释出台，之前纠纷不断、争论不休的“包厢设置最低消费、禁带酒水”行为，究竟属不属于霸王条款，有没有对消费者权利造成伤害，终于有了明确的法律界定。

　　当然，可以预期的是，这一消费规定在实际中，会因为商家的灵活处理而变样，也会因为消费者的热情度不够而打折，但不能就此说，出台司法解释本身缺乏合理性。因为让消费者有更多的权利选项，增加其与商家博弈的手段，并为其权利提供法律保护，就达到了出台司法解释的初衷。

　　当“不得设最低消费”被明确界定之后，意味着商家不遵守就是违法行为，消费者就有了法律武器作保护。

　　虽然消费者可以放弃自己的权利，比如接受服务合同中的霸王条款。甚至这样的接受者并非一个人，而是所有人，都不能指责法律解释表错了情。法律就是为权利者提供更多的选择项，让不让位权利，进不进行维护是一个层面，但有没有保护的依据又是另一个层面。前者是权利者的自由，而后者却是立法者必须承担责任，也是法律存在的意义和立法的精神所在。

　　权利要受到最大化的保护，就需要其在受到伤害之时，能祭出有利于自己的法律武器。

　　虽然有可能因执行力的问题，使规定的效力打折，但有法律条款和没有法定条款，对权利保护的层次完全不同。因为后者是对权利的绝对重视和尊重，使之免去了“没有法律依据的恐惧”。无论是以人为本的社会服务需要，还是实行依法治理的需要，都亟待增加社会公众的“权利选项”。甚至可以说，这样的选项越多，这样的社会才越成熟。站在这个意义讲，“不得设最低消费”其实也是法律精神和权利意识的普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