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婴儿安全岛”需法律之手减负

　　刘建国

　　在试点近50天之际，广州市“婴儿安全岛”试点工作情况通报会宣布：暂停试点“婴儿安全岛”，主要原因是短时间内接收弃婴数量已经超出了福利院承受的极限，需要暂停试点进行总结，并做好已接收婴儿的防疫、分流等工作，条件成熟时再适时重开，重新启用时间另行公告。(3月17日《广州日报》)

　　从开始投入使用，到如今的超负荷运行，“婴儿安全岛”接收能力达到极限，是政府在生命救助和儿童保护上必须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从源头上看，更大程度上则要弥补在惩治遗弃婴儿行为方面法律不彰的短板。

　　就目前而言，对于弃婴行为，我国的法律规定还存在空白和盲区。在刑法中，构成遗弃罪，行为必须达到情节恶劣程度。也就是说，情节是否恶劣是区分遗弃罪与非罪的一个重要界限。根据司法实践来看，遗弃行为情节恶劣是指：由于遗弃而致被害人重伤、死亡的。但是，实际中，被遗弃的婴儿大多具有先天性疾病，行为人将婴儿遗弃的行为达不到法律规定的“情节恶劣”，也就不构成犯罪。

　　从这个方面来看，正是法律操作与现实应用出现了脱节，导致部分遗弃婴儿的行为人钻了法律空子，助长了“情节不恶劣”的弃婴行为的滋生。试想，如果婴儿被遗弃后，行为人不用承担法律责任，同时出于道德良知层面的考量，势必会优先选择“婴儿安全岛”作为弃婴的首选场所，让他们能够有一线希望生存下来，以减少弃婴行为人内心的负罪感。

　　其实，如果看看西方国家的法律规定，其对弃婴行为的处罚力度较为严重。在美国许多地方，弃婴被认为是严重犯罪。以乔治亚州为例，蓄意弃婴是违法行为，而在弃婴后逃离所在州则是重罪。诚然，美国也专门设置了“婴儿安全港”，并通过了“婴儿安全港法案”，但恶意弃婴的行为也会受到法律追究。

　　所以，当前现实下，亟须完善相关法律规定，以立法的形式明确弃婴的环节、流程等，并明晰弃婴行为人应承担的法律责任，避免出现法律层面的空白和盲区。在“婴儿安全岛”承载量有限的前提下，在弃婴行为人道德约束尚不能自省的现实中，依靠法律之手为“婴儿安全岛”减负，显得尤为迫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