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安全岛”暂停社会关怀须继续

　　16日，广州市民政局召开“婴儿安全岛”试点工作情况通报会。根据通报，自1月28日起启用的广州市社会福利院“婴儿安全岛”从昨日起暂停试点，这是目前全国25个试点中首个暂停使用的“婴儿安全岛”，在此前48天中，“安全岛”共接收弃婴262名。(3月17日《南方日报》)

　　时至今日，关于“安全岛”存在的积极意义，已无须多言。广州“安全岛”在启用不到两个月就宣布暂停，多少让人遗憾。有人说，广州“安全岛”的暂停，是一种退步。在我看来，一味指摘广州民政部门，未免有失偏颇。既然弃婴是一个社会性世界性难题，靠一个“安全岛”显然解决不了很大问题，更何况，必须看到广州“安全岛”暂停的苦衷——持续超负荷运行下的“安全岛”对弃婴来说，危险系数相当高。正因如此，在为“安全岛”暂停而遗憾的同时，更该深刻反思如何提供一个更广阔更安全的平台去承载弃婴们的生命健康。

　　也许有人认为，是不是因为“安全岛”的存在助长了弃婴行为呢？应该说，这方面的因素可能存在，但绝非导致“安全岛”超负荷的主要原因。且不说公民在弃婴过程会考虑感情成本，乃至道德成本、违法成本，事实也印证了这一点。例如最早开展试点的石家庄市在两年半的时间内，才接受弃婴约180人。内蒙古的乌兰察布市儿童福利院2013年4月试点，到2014年2月仅接受了4名弃婴。很明显，广州“安全岛”的暂停，不是因为当初设立所产生的负面效应所致，而是有其特殊原因。

　　就目前中国内地10个省份建立的25个“安全岛”来看，广州接受弃婴最多。原因很明显，广州是华南目前开展“婴儿安全岛”试点的唯一特大型城市，又是大量流动人口的聚集地，这是导致弃婴短时间内剧增的根本原因。正因如此，面对广州“安全岛”超负荷局面，当反思的是，是不是“安全岛”太少了？是否可以考虑调整“安全岛”布局，统筹福利资源？例如广州“安全岛”满负荷后，是否可以将一部分弃婴分流给有资源闲置的其他地方的福利院呢？当然，实现这一点，显然不是广州所能解决的，它需要更高层次的统筹协调。

　　需要特别讲到的一点就是关于弃婴方面的制度建设问题。事实上，关于如何处置弃婴，国外已形成一套可供参照的规章制度。在德国，婴儿被放入“安全岛”后，其亲生父母有8周的“反悔期”；在瑞士，“反悔期”为6周。在此期间，亲生父母仍可重新领回自己的骨肉，一旦超过期限，则由有关部门直接安排领养。那么，中国是否也可以设置一个“后悔期”呢？事实证明，有部分父母在弃婴后不久就后悔，然而，基于中国在法治上并未确立“后悔期”，会导致部分父母不敢去民政部门或福利院领回孩子，毕竟，弃婴涉嫌犯罪。

　　总之，广州“安全岛”暂停事件不仅考验了广州民政部门应对“突发事件”(弃婴在较短时间内突增)的能力，更是给中国如何更有效有力地解决弃婴这一社会问题，提出了深刻拷问——“安全岛”只是治标，若要治本，还需要从道德层面和制度层面予以发力，而非将弃婴的命运寄托在几个“安全岛”中。邓子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