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法律之外还有社会规范

　　本报评论员 付小为

　　李克强总理近日指出，简政放权是正确地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市场经济也是法治经济，我们要努力做到让市场主体“法无禁止即可为”，让政府部门“法无授权不可为”。

　　不难发现，“法无禁止即可为”、“法无授权不可为”，其实与法谚“法无禁止即自由”、“法无授权即禁止”有着相互对应的关系。它们都旨在强调权利与权力的关系，防止公权力的无限扩张。就改革而言，李克强总理更侧重于政府、市场关系谈论这两句话。市场主体进而是具体的权利主体，相应地对作为市场管理方的政府作出一定的约束，并衡量某个市场行为可不可以，政府能不能出手“干预”。市场活动的唯一的界限，就是法律。

　　当然，还有更多的场合出现“法无禁止即可为”这句话。很多时候，“法无禁止即可为”变成绿灯，为很多事放行。为市场松绑的同时，却认为市场可以调节一切；以法律调节权利关系的同时，却认为不违反法律就凡事可为。这样的思想认识，在今天并不罕见。

　　表面上看，“法无禁止即可为”是以法律、法规为权利行使的边界，不违法的行为就没有惩处。反过来说，法律允许做的，乃至法律没有做规定的“留白”，都是权利主体可以自由决定的部分。但超出法律的角度呢？很多时候，文化、习俗无形之中规范着人的言行，舆论、道义约束着人的言行，一个人可以做法律禁止之外的任何事情，但不代表没有法律之外的代价，譬如受到谴责，丢弃名声。我们这个社会，很多时候却不是法律禁止太少，而是社会规范的失守现象太严重。

　　法律是不是对市场行为，乃至社会行为唯一的约束力呢？显然不是。法律是调整社会关系的重要手段，但它只是所有调整手段中的一种。必须承认，从过去到现在，人类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文明演进的一个重要标志，是以法律为主要调整手段的法治社会的建立，它让大多数人能够生活在一个稳定有序的环境之中。我们甚至将法治程度作为某个侧面，去衡量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但在另一方面，包括伦理道德、习惯规则、行业自律在内的法外规范，同样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回顾这几年来我们谈论得最多的话题，无论是食品安全、药品安全问题，还是教育、医疗、新闻等从业人员的失范，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在法律上的反思其实并不少，修法、立法常常是解决问题的主要方式之一。用处不是没有，但往往给人以“防不胜防”的感觉，问题总是有新的表现，法律则跟进在后，规定一个个罗列，却永远是挂一漏万。某种程度上，我们穷尽了法律的功用，却丧失了法律之外的补救能力。良性市场发展机制、企业责任、行业规则，这些法律以外的无形规范，是不是都已慢慢被丢弃？

　　要理解“法无禁止即可为”，不能片面地把法律作为唯一社会调整手段。“法无禁止即可为”不可作单独而绝对的解释，更多时候，它必须与“法无授权不可为”对应出现，“可为”与“不可为”最终指向权利与权力的关系，意在于约束权力，也就是简政放权的目的。如果扩大到整个市场、社会层面，我们需要有更多调整社会关系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