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对日索赔慰安妇仅一位在世 89岁老人欲再起诉

　　从1995年起，刘面换，李秀梅，周喜香，陈林桃，郭喜翠，侯巧良，万爱花，赵润梅，南二朴，尹玉林，王改荷，高银娥，杨时珍，杨喜荷，张先兔，赵存妮16位受害者分三批起诉日本政府，但她们至今没有得到一声道歉，更让人遗憾的是，如今，只有张先兔一人留存于世。老人正计划再次起诉日本政府。

　　本月10日，山西首批对日索赔慰安妇中的最后一位老人李秀梅含恨离世。(本报昨日曾作报道)

　　李秀梅所在的山西盂县，被认为是慰安妇问题的重灾区，曾有数十名慰安妇老人身份得以确认。李秀梅去世之后，1995年第一批向日本政府提出索赔的中国慰安妇已经全部离开人世，而当年山西赴日本起诉日本政府的三批共计十六位受害者，如今只有张先兔一位存世。其余15位，直到去世的那一天，也没有得到哪怕是一声道歉和一毛赔偿，而张先兔正计划再次起诉日本政府。

　　事实上，早在2007年，日本方面就驳回了三次诉讼并“作出不受理决定”。但包括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中国慰安妇调查民间第一人”张双兵等人，仍在奔忙于起诉和索赔事宜。

　　成都商报记者日前来到张先兔的家，见到了这位89岁的老人，她64岁的大儿子刚刚去世一个多月。白发人送黑发人让张先兔心痛不已，看到苏智良、张双兵等故人，她捶着胸说：“不敢活了，不敢活了！”“要活要活，还要好好活。”

　　张先兔是向日本政府提起起诉的三批慰安妇中目前仅剩的一人。15岁时，张先兔被日本人关了20多天。

　　苏智良说，2000年他第一次见张先兔时，她还能把这一切记得清清楚楚，讲得清清楚楚。

　　但现在老人话最多时就是向人们讲述身体上的各种不适：“下雨天，喘不上气……吃不了东西……上不来气……可不敢活了……”絮絮叨叨，满含酸楚。失去儿子的悲痛让她意识混乱，记忆里只剩一些片段。

　　尽管如此，外界对她的关注仍然不减。几天前，张双兵领着《读卖新闻》的驻北京记者看望了张先兔。

　　据环球网引用18日《读卖新闻》的报道称，包括张先兔在内的曾在二战时期被强行充当旧日军随军慰安妇的中国妇女，近日计划对日本政府提起诉讼，要求日本政府给予相应赔偿并就慰安妇问题进行深刻道歉。

　　4月21日，张双兵向成都商报记者证实了这个消息：“不仅仅是张先兔一个受害者，我们要替所有的受害者，替她们把这件事情继续下去。”

　　盂县境内另一位健在的慰安妇曹黑毛2006年才被张双兵在上社乡七东村找到。因为发现的时间晚，她没有参加三次起诉，也没有得到更多的外界关注。

　　曹黑毛93岁，精神不错，“前段时间病了一场，几乎就见不到你们了。”老人一生坎坷。她对成都商报记者回忆：15岁时，她嫁给第一个丈夫二锁子，后来病逝。她领养过一个儿子，却死于车祸。她在49岁上再嫁李喜河，7年前也去世了。53岁的时候，她又领养了一个女儿。

　　她自己不是没有孩子。她有过两个孩子，一个在还是5个月大的胎儿时，被拼命跑“掉”了。第二个，不敢在村里生，只能去山沟里，生完，她亲手掐死了。

　　因为这两个孩子，都是日本兵的。她在20岁那年，被日本人抓去，关了一年多。

　　临行前，苏智良大声问：“您对日本人还有什么要求？”沉默了很久，不知道她是在思考，还是在辨音，最后说：“听不见了，我耳朵背。”

　　19年，艰难的诉讼之路

　　抱着姐妹的遗像 在东京法庭

　　成都商报记者日前从张双兵、苏智良两位口中还原了许多当年诉讼的细节。他们说，老人一个个故去，时间越来越紧迫，不能让老人有了屈辱的过去，再屈辱地故去。

　　冲破禁锢

　　1995年受害妇女起诉日本政府

　　2011年，《炮楼里的女人———山西日军性奴隶调查实录》一书出版，记载了张双兵对山西盂县境内48位慰安妇的访问内容。正是因为这位乡村教师延续长达30几年的独立调查，盂县的数十位慰安妇才得以被关注；也正是因为张双兵的不懈努力和牵线搭桥，日本律师团才得以与盂县的16位老人接触并帮助他们起诉日本政府。

　　1995年、1996年、1998年，山西受害女性分三批共十六人，委托日本律师在日本向日本政府提出起诉，要求日本政府向受害者公开谢罪，赔偿每人2000万日元。

　　张双兵向成都商报记者介绍，关于老人被日本人抓去凌辱的遭遇，他很早就从大人那里听说过一些。1995年，在张双兵的帮助下，刘面换和李秀梅、周喜香、陈林桃四人组成第一批“日军侵华战争中国女性受害者原告诉讼团”，当年8月7日，第一次在日本东京地方法院起诉。张双兵告诉成都商报记者，由于种种原因，她们没来得及办理出国手续而未能到庭，由日本律师团代表出庭。

　　与此同时，张双兵与万爱花等面对中外媒体发布了新闻，宣布从这一天起，曾经遭受日本侵略军欺凌的被看做慰安妇的中国女性，终于冲破种种禁锢站了出来，并将走上法庭，面对面地和日本政府打官司。

　　第二年，也就是1996年7月，刘面换、李秀梅和中国律师康健、张双兵一起，到日本法庭作证，这也是第一次有中国女性受害者到日本法庭出庭作证。2001年5月，东京地方法院驳回诉讼请求。李秀梅等四人委托日本律师再次向东京高等法院起诉，2004年12月，法院认定了中国慰安妇遭受性迫害等事实，但却驳回了有关诉讼请求，老人再向日本高等法院起诉，2007年，日本高等法院驳回上诉，并作出不受理决定。

　　抱憾离世

　　“认定事实，但驳回诉讼请求”

　　1996年2月，郭喜翠和侯巧良(部分媒体报道为“侯巧莲”，张双兵经核实认为应是“侯巧良”)作为第二批起诉人，委托日本律师在东京地方法院起诉。

　　张双兵向成都商报记者回忆说，1995年，日本方面律师代表曾专程到太原整理材料。侯巧良在向律师回忆当年日本兵的暴行时，突然两眼发直，向后倒去。周围的人赶紧掐住人中，她才慢慢缓过气来。张双兵说，侯巧良身体一直不好，1998年她在日本出庭作证后回到家里，日思夜想，“白天不能吃饭，晚上不能睡觉”，于1999年5月11日突发脑溢血去世。

　　2002年3月，东京地方法院认定她们遭到性虐待的事实，但作出了驳回原告诉求的判决。2005年3月18日，郭喜翠手捧侯巧良的遗像离开日本东京高等法院的法庭。当天，高等法院也驳回了她们的诉讼请求。这个镜头被当时在场的媒体记录下来，让观者为之动容。2007年4月，日本高等法院驳回上诉。

　　2013年8月，郭喜翠也去世了。对郭喜翠而言，东京败诉一度给她打击。张双兵说，她晚年曾有些后悔，毕竟这一行动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998年10月，万爱花、赵润梅、南二朴、尹玉林、王改荷、高银娥、杨时珍、杨喜荷、张先兔、赵存妮作为第三批起诉人，委托日本律师在东京地方法院起诉。其中，南二朴已经于上个世纪70年代去世，由养女代理。2003年和2005年，东京地方法院和东京高等法院先后驳回诉讼。2005年11月，日本高等法院作出不予受理决定。

　　在一次次被驳回的同时，在世老人也在逐年减少：尹林香于2000年去世，杨时珍和赵存妮于2005年去世，王改荷、高银娥和赵润梅三人分别于2008年1月和2月先后去世，尹玉林与2012年10月去世。

　　第三批起诉者中，万爱花是最有名，也是最被广泛报道的慰安妇之一。张双兵回忆，1992年12月9日，万爱花到东京参加日本战后首次国际听证会，发言期间，她由于过度悲愤晕倒在会场，被世界各大媒体报道。首席记者 潘媛 发自山西盂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