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挣脱“受害者心态”的绑架

　　复旦投毒案被告人林森浩一审被判死刑，复旦177名学生日前签署请求信，请求法院不要判林森浩死刑，但受害者黄洋的父亲不接受请求信的内容。请求信曝光后，愤怒者直指这些复旦学生是“法盲加脑残”。另一个案例也同时受到关注：一名中国留学生日前在国外不幸遇车祸去世，尽管这是一起因对方酒驾造成的悲剧，但因为这名学生驾驶的是一辆法拉利，网络舆论就充斥着“富二代死了活该”的声音。

　　复旦学生可以为林森浩写请求信，黄洋父亲可以不接受请求信内容，网民可以对复旦学生的做法表示反对，法律在认知意义上是开放的。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正是法治自信的体现。尊重民意，不等于被民意所绑架，法官还是会做出独立判断，法律必须按照自身的规范逻辑运作，坚持公平正义的底线。

　　复旦大学宣传部部长萧思健说：“表达诉求是学生作为公民的正当权利，但这个事情还是要通过司法来解决。”林森浩究竟该当何罪，给不给他洗心革面的机会，要看法律的裁决；是否宽容加害者的过错，受害者的父母才最有资格说话。但很多人同时也摆出一副“受害者”姿态，对参与起草请求信的教授和学生乃至复旦大学管理者攻击谩骂，挥舞道德大棒，在喧嚣的舆论中，为何往往看不到宽容精神的影子？无论是林森浩对同学起了嫉妒心而加害于他，抑或是网络舆论对求情的复旦学子群起攻之，还是网民不分青红皂白对车祸身亡的同胞大肆攻击，其实都是宽容精神缺失的表征，只不过呈现出来的程度不同罢了。

　　有杂文家曾指出，当下中国社会相当多的人都怀有一种“受害者心态”，刻薄、偏激，缺乏平常心。舆论的对抗、偏激、苛刻大多源于此。黄洋被害案之初，很多人站在“受害者”立场，臆测投毒者家庭背景是多么有权有势，当复旦学生为林森浩求情时，又一次让“受害者情绪”充分激发，不论请求信的本意是什么，一概加以鞭挞。在质疑和咒骂中寻求快意，这一现象在中国留学生车祸事件中同样表现突出。

　　苏霍姆林斯基说：有时宽容引起的道德震动比惩罚更强烈。让宽容精神回归，我们首先要挣脱“受害者心态”的绑架。对于社会管理者而言，要找到并解决让大家“受了伤害”的根源，比如贫富差距、机会不公、司法公正等等；对社会个体而言，也需要在舆论的洪流中保持一份清醒和独立。(任小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