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养老院欲做“临终关怀”遭围攻 业主敲锣轰人 (3)

　　如果一个社会，能够让每一个成员都走上善终这条路，这应该就是一个文明的标志

　　像一个翻转的硬币，临终关怀在国内面临的困境还有另一面。

　　2010年的南京，一名网友发帖寻找临终关怀医院。原因是家里老人患有癌症，在没有后续治疗手段的情况下，各个医院均不肯收治。

　　2012年的上海，青年教师秦岭写了一封长信给时任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他在信中记录下了自己患肺癌晚期的父亲如何寻求临终关怀而不得：“我永远记得被医院强制出院时的绝望，永远记得辗转折回门诊大厅时的困惑。”

　　“没有什么医生愿意做这件事。”成文武坦言，临终关怀的基础是关注生命的宽度而非长度，让患者有尊严地活着，安详地离去。因此在以药养医的医疗体系下，临终关怀一不开刀，二不使用昂贵药物，三要占用床位和医疗资源，其所能够创造的经济效益非常低。

　　事实上，就在2013年，济南市一家医院曾选择试点临终关怀，却因为经济负担过重而告失败。

　　“很多医院都认为做临终关怀是夕阳产业，不是朝阳产业，他们更愿意去关心能够治好的那些人。但我觉得，哪怕比例少一点，我们还要为他们做些什么，这是一定要的，在全世界都是这样的。”成文武说。

　　“要满足临终关怀的需要，仅仅靠民政系统内的民营机构是完全不够的，全世界的临终关怀都是以医疗系统为主线，实际上政府在这里面是有责任的。”曾经先后去过英国、日本和台湾等地考察过的沈伟医生也坦言。

　　在一次学术研讨会上，台湾护理学会博士陈玉枝曾提到，台湾几百家医院，几乎都有“安宁病房”。每个患者都专门配有一名护士，负责陪伴患者走完人生最后一程，而其护理费用是有医保制度保障的。

　　在香港，也已经有13家医院设立了专门的临终关怀病房，而每一个陪伴患者的护士都会被亲切地称为“握手姑娘”，“病情经过医生评估就可以进入那个病房。那里会设计得像家一样，墙壁不是白色，而是比较温暖的颜色。里面地方比较大，有厨房，可以煮一些食物，家人还可以有比较长的时间去陪伴。”一位香港社工向记者介绍。

　　成文武说，相比之下，中国的临终关怀事业仍然处于起步阶段。在上海浦东新区的那个小区里，它仍然是令人感到恐惧的“死神”，在临床医学的教科书里，它还仅仅是肿瘤医疗一章中被草草带过的一笔。

　　据报道，2010年7月，英国经济学家集团旗下信息分析机构——经济学家信息部(EIU)曾推出首例“死亡质量报告”，对40个主要经济体关于死亡前看护质量做出评估并进行排名。排名最高的是英国，其次是澳大利亚、新西兰和爱尔兰，而中国则排名倒数第四。

　　饶有意味的是，2014年5月，一份来自英国皇家医师学会的报告则指出，英国临终关怀体制仍然需要进行大幅度改进。皇家内科医师学会审计组主席凯文·斯图尔特说道：“目前最根本的问题就是这到底事关国家还是仅仅是国家医疗服务系统的事情，我们并不认为这个问题被给予了足够的重视。”

　　成文武经常想起，在上世纪80年代末，临终关怀在中国刚刚起步时，学者李同度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临终关怀在中国，归根到底是一个社会问题。”

　　“我们始终没有用太大的精力去关注死亡。但其实每个人从出生那一刻就在朝死亡这条路上走，看着那些临终的病人，应该设身处地地想一想，如果连一个好好的死亡地方都没有，换做你，你愿意吗？”成文武说，“善始善终是中华民族对一个人最好的评价，我想，如果一个社会，能够让每一个成员都走上善终这条路，这应该就是一个文明的标志。”记者 林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