赴台特工家属时隔60多年获死讯 烈士追认仍无结果(3)

　　答复

　　张励凡想过千万种可能，她没想到侯文理早在1958年就已被杀害。

　　1952年，侯文理混入保密局搜集情报。后因被人发现举报逮捕，自1954年开始，经过4年审判，1958年7月8日，侯文理最终被国民党以叛乱犯的罪名处以死刑，时年42岁。

　　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侯文理也没说出自己地下党的身份。“这样的革命者难道不是烈士吗？名字刻在纪念墙上了，还不是烈士吗？为什么我们走这条路就这么难？”侯家人不解。

　　今年5月14日，西安市碑林区民政局综合科一名工作人员回复此事称，对侯希勇提交材料的事有印象，其材料并非区民政局退回，而是由市民政局直接退回到侯希勇本人手中。

　　“他这是涉台的，省里没资格审批，需要民政部来审批，需要由他的单位总参来提交申请。”该工作人员称，区县没有申报权，但区民政局已经将侯希勇的申请打报告给市民政局，“从我们的角度来说他符合条件，但涉台需要部级来评烈。”

　　西安市民政局优抚安置处处长辛女士表示，侯文理的情况市民政局之前未遇到过，所以需要向省民政厅汇报情况，再看怎么处理。辛女士称，市民政局并未收到侯希勇的资料，“区民政局可能是对政策吃不准，只是把情况口头上报了，市里并没有见到材料。”

　　辛女士称，市里需要跟侯希勇了解情况后，再按照程序审核资料，“这个事情我们一定会跟省厅汇报，处理好，如果在我们权限范围内，烈士认定是没问题的。”

　　5月15日，侯希勇按照辛女士的建议，将侯文理的申烈材料再次交给了街道办。

　　义人

　　帮助侯媛媛一家找到侯文理骨灰的李坤龙，也是当时台湾这场政治事件的受害者。

　　李坤龙是台湾云林人，其父1952年被国民党当局杀害时，他仅4个月大。2005年起，在另一位受难者后人郭素贞的提议下，深知失去亲人痛苦的李坤龙开始义务收集政治罹难者的档案。为了能让这些当年为了信仰和理想失去生命的年轻人遗灵重返家乡，他做了大量收集工作，目前已整理出1300多案的档案。

　　2010年7月21日，侯文理的木制骨灰盒在骨灰罐整理行动中被发现在纳骨塔内。

　　近些年来，除了侯家，李坤龙也一直在帮助其他在台罹难者的大陆家属，目前为止，他已帮助11名受难者家属在台湾找到骨灰。

　　罹难者家属中，让李坤龙印象深刻的是刘光典的家属。刘家姐弟三人带着勺子，一人一个小绒布袋，每个人从骨灰罐中舀出一部分骨灰，将父亲带回北京，“看着就想流泪”。

　　在李坤龙印象里，在其帮助找到的11名大陆受难者骨灰中，只有李朋、汪声、周一粟、刘光典和殷启辉5人被大陆相关部门评为了烈士。

　　“派出的工作人员失去联络，就有两种可能，一是叛变，二是牺牲。当时通讯断绝，两种可能无法得到证实，政治身份也就无法确定。”此时，枪决的照片和执行公文书(判决书)等资料是最直接的证明，但并非每个人都有。这成了申请烈士的最大障碍。

　　牺牲的台籍地下党则更难获得烈士身份。李坤龙所掌握的台籍遇难地下党人员中，只有张志忠一人被评为共产党烈士。当时两岸通讯断绝，台湾的地下党组织来不及将党员名单送回大陆，认定很难找到依据。

　　李坤龙说，目前协会发现的大陆受难者中，只有极少数人的骨灰被家属找到接回。这也说明，这些人大部分没有获得烈士身份。

　　在这一方面，侯希勇一家觉得自己是幸运儿，虽然搜集申烈资料困难，但最终还是找到了。“父亲生前在大陆的工作情况我们不了解，到台湾后的工作更不清楚。”侯希勇说，他们幸运地得到父亲生前战友和李坤龙的帮忙，“当时的保密工作要求上封老，下封妻儿，很多后人估计都不知道父辈在台湾牺牲了，更别说找回骨灰，替他们追认烈士了。”

　　李坤龙认为，对于“白色恐怖”期间因政治问题而引发的案件，有必要保存资料，加以厘清，以作为历史殷鉴。

　　如今，李坤龙接触的被枪决者的第二代，都有着“这笔仇恨常在我心”的心态，理念一致，“六十年前苦酒一杯，国民党喝不下去，六十年后杯酒更苦，我们还是要国民党喝下去。”

　　大约从1994年起，台湾地区政治受难人互助会和处理协会开始组织秋祭活动，地点位于当年枪决死囚的马场町。

　　李坤龙记得，最初每年祭奠的人数都不少，受难者家属聚集在一起追思，人数最多的时候大约有500来人。

　　但近两年来，参加秋祭的人数在逐年减少，“当年的受难者逐渐凋零，受难者二代、三代都不愿意参加，记得历史的人越来越少了。”京华时报记者王梅发自邳州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