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家峪惨案幸存者国内首提对日诉讼 索赔60亿

　　阅读提示

　　1941年1月25日，侵华日军在河北丰润县潘家峪村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全村1700多村民中，有1230人惨死在日军手下。今年7月13日，惨案中部分幸存者和潘家峪村民委员会代表来到北京，正式委托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对日本提起索赔诉讼，要求日本政府赔偿人民币60亿元。

　　受害者遗属首次在国内集体提起诉讼

　　“用法律武器捍卫民族尊严！”“潘家峪人民绝不容忍日本军国主义复活！”……7月17日，记者走进唐山市丰润区潘家峪村时，不时能看到街两旁新贴出来的红纸黑字的标语。

　　葡萄架掩映下的这个山村，建村600多年间一直安乐祥和。然而73年前的那场惨案，却让这份祥和难继。直到今天，那场惨案的幸存者，心灵仍不能归于平静。

　　“日本鬼子在这儿杀害了那么多人，还不承认侵略，难道中国人就没法儿了？”描述起当年的惨案，80岁的幸存者潘春义先是忍不住落泪，继而咬牙切齿。

　　潘春义家的院门正对着惨案发生地——潘家大院北面的中门。1941年1月25日，日本侵略者将村民从那道小门赶进大院，制造了灭绝人性的惨案。潘春义全家共7人死于侵略者手中。

　　“潘家峪人对日本鬼子有着刻骨的仇恨，这里被杀害了1298人，家家都有本血泪账！”村民潘瑞燊介绍，惨案幸存者自发组织起来，负责整理受害者的资料，并对部分幸存者口述史料拍摄留档，他们发现受害者除最初统计的1230人外还有人被漏登了。他说：“这么多年我们一直没有放弃民间对于日本的索赔权。”

　　“我们不具备资质，所以只好委托他人。”7月13日，潘瑞燊和村委会主任潘瑞同以及两位幸存者代表，带着205户惨案受害者遗属的签名信前往北京，委托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对日本政府提起诉讼。

　　“在日本侵华制造的诸多惨案中，潘家峪惨案的幸存者以及受害者遗属第一个站出来了，拿起法律武器向日本政府讨公道，这非常了不起，可以说是一个里程碑。”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会长童增这样评价潘家峪人的举动。他表示，联合会将会尽快确定律师，协助惨案受害者遗属制作起诉状，到法院提起诉讼。

　　居住在村里的惨案幸存者只剩19位

　　“住在村里的幸存者，就剩这19个人了。”潘家峪惨案纪念馆内，工作人员潘贵清抖了抖手里的幸存者名单，用铅笔把已经去世的圈了起来。据他介绍，算上居住在外的，幸存者还有28人，其中，年纪最小的也已经77岁了。

　　从开始酝酿到正式提起诉讼，潘家峪惨案的幸存者等了22年。22年间，其中很多人离世了。然而，时间没有湮灭历史，也不会冲淡日本侵略者的暴行。在潘家峪村，街道上不时有展示牌出现，用文字提醒着后人，当年日军在这里犯下了罪行。

　　惨案最主要的现场是一个分为东中西三个院落的院子。7月17日，记者走进这座院子时，各种不知名的野草长得正盛。然而，同为记者，惨案后第6天，新华社战地记者雷烨走进这个院子时，这里只有死寂。

　　“深入大宅子里，迎面站着一个男尸：两手直伸，黑眼洞，呲着灰色的牙齿，全身赤体，污黑，拖着肚肠”；“难以将孩子的尸首数清楚，使人所惊吓的那弯曲污黑的小手，焦黑模糊的小头，焦炭似的小腿，小棉鞋，在大院几乎随处可见”……雷烨不仅用文字记录下惨案现场，还拍摄了很多照片——这些文字、照片以及最初那100多位亲历者的讲述，为后人留下了证据。

　　“那是一个麻阴天，飘了点小清雪。”幸存者潘善增还记得那一天是农历腊月二十八，就要过年了。年没过成，灾难来了。

　　当年6岁的潘善增拉着母亲的手，被日本人从家里赶到西大坑，继而被赶往潘家大院，“路两旁的门口都是端着刺刀的日本鬼子，人只能朝前走。”在大院北门口，邻县牵马岭村来买磨盘的村民停下来向日本人求情，结果对方“一刀就把他脑袋给砍下来了，当啷在胸前”，这一幕，73年后仍然让潘善增心存余悸，而在73年前，则让村民们顿时满怀恐惧，拥挤着进了大院。

　　那一刻的大院，已被准备成一个屠戮场，柴草堆满了院落……火从中西两院间的栅栏上开始燃起，很快院子成为一片火海，守在墙头和屋顶的日军不断开枪射杀那些想逃离者。潘善增被母亲塞进猪圈墙洞时，他看见圈坑内已经堆满了尸体，人们穿着过年的新衣服，不谙世事的他当时还在想，怎么人们都挤这儿来睡觉了？

　　“并不是所有的幸存者都能清晰地讲出这些细节了！”潘瑞燊介绍，随着时间流逝，一些幸存者因为年老生病，现在已经说不清什么了。而另一方面，日本政府却在不断美化战争，否认侵略，甚至要复活军国主义，这样的状况下，潘家峪人觉得应该站出来做点什么了。在他看来，让亲历者到法庭上去指控，远比什么都更有力量。

　　国内法律界迎来新课题

　　“我们起诉的目的，就是希望日本正视历史，以史为鉴，不要继续沿着复活军国主义的道路一意孤行地走下去了！”潘瑞燊说，让潘家峪人感到比当年罪行更可怕的，是一些日本右翼分子从未进行认罪的态度以及企图复兴军国主义的野心。

　　潘家峪惨案幸存者和受害者遗属提出了60亿元的索赔额。但一些分析认为，这场索赔诉讼注定要经历波折。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副教授张智新认为，该诉讼将面临立案方面的最大难题，因为国内并无索赔方面的国家立法，而且是以另一主权国家政府而非企业法人或者自然人为起诉对象的战争索赔案，势必牵涉到诸多错综复杂的非司法因素。

　　童增则充满信心，因为今年3月18日，“二战”被掳中国劳工及遗属状告日本企业一案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正式立案，这是中国法院首次受理劳工诉日企案。据他介绍，过去20年，中国被掳往日本的劳工、慰安妇等纷纷提起了对日索赔的诉讼。这些在日本提起的诉讼全部遭遇败诉。

　　2005年左右，童增等人开始寻求将诉讼地转移到国内。2006年起，山东、河北、重庆、浙江等地的一些二战受害者将诉讼材料递交给当地法院，但均未获受理。

　　记者注意，今年3月26日，88岁的掳日劳工代表闫子珍和其他21名工友向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的诉讼，迄今尚未收到立案通知。

　　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工作人员介绍，之所以选择到唐山中院提起诉讼，是因为河北省高院在接待劳工幸存者及家属时，告知他们可到有属地管辖权的法院递交诉状。基于此，掳日劳工幸存者又分别在石家庄、衡水、沧州等地提起诉讼。

　　“目前尚没有接到立案通知。”童增说，同样，潘家峪村民提起的诉讼所面临的困难也在对案件的认识上，因为对于法院来说，这还属于一个新课题。国内的法院还缺乏审判涉外案件的经验。

　　“日本的侵略地在中国，受害者也在中国，在中国起诉日本是有国际法和国内法依据的。”童增说，他希望国内的法官，能从维护世界和平的角度出发，以事实为依据，为战后遗留问题提供一个可供借鉴的判例。记者 董立龙 北京、唐山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