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告别“馒头办”们 是为了回归依法行政

　　命名五花八门——领导小组、协调小组、委员会、指挥部、办公室；时间自主掌控——常设型、阶段型、临时型；涵盖行业广泛——足疗保健、铲除豚草、西瓜办、馒头办、生猪办…… 地方层面到底有多少个领导小组和议事协调机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以来，全国一次性减少13万余个。“领导小组”层出不穷的现象背后，到底是无奈还是无能？(相关报道见今日本报5版)

　　“13万余个”的数量令人触目惊心，亦显然与种种领导小组和协调机构的设立初衷背道而驰。按照一般的说法，之所以设立某些协调机构，主要是在一些重大或突发性事件中，它们能够减少层级、提高效率，就专门的工作进行协调。但过多过滥的协调机构，既增加公共财政开支，也成为了社会性的问题。

　　按照“机构法定”的原则，大量协调机构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件不正常的事情，但它对应的，却是行政生活中最常见的通病。如何来让重大或突发性事件得以顺利解决？它首先离不开各个有关部门的通力合作。但实际上具体部门都或多或少地有着“自己一亩三分地”的思维，彼此之间互不买账，这就需要请一个级别更高的官员，或者是成立一个级别高于单个部门的机构，来对此进行统一组织和协调。在某些复杂性事项外，行政体制的通病，正是导致协调机构过滥的关键缘由。

　　不妨说得更直白些，正是崇拜人治的力量，或者迷信于高级别机构的权力效应，所以协调机构的数量才“止不住”，但这仍然不足以解释全部协调机构或领导小组的所由何来。正如媒体所一再报道的，馒头办、西瓜办乃至是马上就办办公室，类似奇葩的协调机构亦常有出现，先不说它们在具体治理中能够发挥多大的效应，但其存在本身就是对公众治理常识的挑战——假如说每个细分的市场领域都需要专门的管理机构，那么这显然消解了政府作为无形之手而存在的价值。

　　由是说来，大量协调机构和领导小组的出现，其蕴涵的深层次问题，依旧在于权力运行失范和“懒政”的惯性思维，什么治理上的难题都希望一“协调”即好。恰缘于此，就“协调病”而言，单纯地撤销过多过滥的协调机构，尚且只是第一步。涉及比较复杂的问题，当然可以适度设立相关“协调机构”，但现代政府是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在此之外，必须重新回到法定的轨道上来。一是必须坚持“机构法定”原则，不随意性地设立机构与小组，二是真正做到“权随事设、责随事定、人随事走”，削减人治的力量。如此，过于泛滥的协调机构才不会重来。

　　该以怎样的方式告别“馒头办”？或者是不再邂逅“马上就办办公室”的莫名惊诧？此次的新闻报道中列举了过多协调机构所导致的现实弊病，譬如协调往往容易异化为公共权力的又一次“推诿”；譬如有些协调机构一年难见一次协调，成为“空壳机构”；再譬如少数协调机构频发“红头文件”搞创收，沦为行业“钱袋子”。凡此种种，要切实地治理，除了回归依法行政，不会再有其他路途。十八届四中全会正在京召开，依法治国成为其中的高频词。以过多过滥协调机构的存在和撤销作为参照，我们或许更能读懂依法行政的分量与必要。■王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