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访老工人:曾骄傲端铁饭碗 现今蜗居称生活被卡住

他们大多待人随和，但是转过身去，却要不得不面对拥挤而狭窄的现实。

　　带着骄傲进了工厂端上了铁饭碗，听从师傅教诲好好工作争得荣誉住进了妈妈宿舍，不知不觉间时代大潮却已变更。

　　69户买断工龄的老工人，被卡在这荣誉的“蜗居”里，满目萧索与过往的记忆间，这差别犹如这片平房的破败与东四环寸土寸金的繁华，虽一街之隔却有判若云泥的遥远。

　　人们在努力寻找着安慰——至少一起辉煌过，如今仍一起守望……

　　一屋子的人，谁都回忆不全当年那个意气风发的年代里老厂长提出的口号了。

　　“一年起步，两年赶超，五年腾飞。大概是这样吧？”48岁的李桂红最先提起这话题，但没有人确定那动员口号是否就是如此。

　　那个年代对他们来说太过久远了，“好像梦一场”。

　　当年，这一屋子四五十岁的人正值青春年少，和他们的京棉二厂一样，踌躇满志。

　　可是在2014年的深秋，屋外秋风扫落叶，房屋低矮，满目萧索。这里曾经有过的精气神已经消散。他们的世界与北京东四环寸土寸金的繁华一街之隔却判若云泥。

　　曾经附着在他们身上的那些的激动人心的字眼——比如光荣，比如梦想，也早已不复存在，如同他们不复存在的车间。

　　厂区是当做“家”的地方

　　这里，曾经是京棉二厂生活区的妈妈宿舍，破落衰败得很难让人联想到当年的叱咤风云——在北京的工业史上，曾有著名的“一黑一白”。一“黑”指的是西边的首钢，而一“白”指的则是东边慈云寺桥向东一直到十里堡的“纺织城”。

　　新中国成立后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北京市委和市政府决定兴建棉纺织厂。当时建设的3个棉纺织厂，总投资1亿3千多万元，三厂毗邻相连，自东至西依次为京棉一厂、京棉二厂、京棉三厂，占地总面积为93万多平方米。从1953年京棉一厂破土动工到1957年京棉三厂正式投产，北京成为我国五大棉纺织工业基地之一。

　　最早的一批工人是从全国各地抽调、招聘而来的根正苗红的技术骨干。

　　三个棉纺织工厂的建成，结束了北京人要想穿花布衣服，只能买“洋布”的历史。

　　30余家纺织系统的单位也相继建成，云集于此。

　　“老一辈师傅总教育我们，要爱厂如家，工人就是工厂的主人，给工厂干就是给自己干。”在京棉二厂破败的妈妈宿舍，“买断工龄”的女工李艳伶说，她相信说这话的前辈都是发自内心的，因为她也曾笃信这些。李艳伶是妈妈宿舍住户之一，曾经象征荣誉的京棉二厂妈妈宿舍，如今仍是他们的“蜗居”，也是她和的邻居们享受的京棉二厂最后的“福利”。

　　时光流转，经历过十年“文革”的低潮，工厂再一次迎来上世纪80年代的黄金时代，来自北京郊县的农村青年李桂红和她现在的68户邻居中的大多数，踏进了当年的“万人大工厂”。

　　“我记得很清楚，招工那天，村里的大喇叭广播，说二厂来咱村招工了。于是家家户户都忙活起来了，都往村大队挤，盼着把自家的孩子送到北京当工人。”1986年，李桂红19岁，一个乡只招几个人，报名的却有几百人，大队书记让大伙儿抓阄，谁家孩子抓着了，谁家孩子就可以参加政审、体检、面试。经过一路过关斩将，当年的7月18日，李桂红正式进入京棉二厂当上了工人，端上了“铁饭碗”。

　　当年，为了端上“铁饭碗”，大家都没少使力气。

　　“80年代，谁家没几个孩子？待业青年多，进工厂当工人大家都羡慕。”1989年进厂的周立文说，招工时，有的家里两三个孩子抢着要去，竞争激烈，自己当时就是哥哥托乡里的关系才进来的。

　　周立文18岁进厂，用她自己的话说，还只是个“小姑娘”。当时只是知道当工人好，上北京、进大厂当工人更好，走在村里都能“高人一头”。至于好在什么地方、为什么好，自己当时没有细想过，后来没工夫去想，再后来等有功夫想了，也没想明白过。

　　一辆大客车把他们从通州拉进京棉二厂的时候，周立文决定也要像前辈那样，“爱厂如家”。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厂里的大客车一批又一批把像周立文这样北京郊区十七八岁的孩子从他们生活的农村拉进了北京、拉进了京棉二厂、拉进了他们决定要当做“家”的这个地方。

　　曾经端“铁饭碗”“啥都不缺”

　　京棉二厂建厂初期，“当时对纺织一点概念都没有，从农村来到城市工作，心里就想着要好好干。”京棉二厂第一批纺织工、老劳模的陈素芝后来这样回忆他们当年的工作状态。

　　陈素芝17岁进厂，在布机车间当挡车工，一干20年，每天不停地巡视机器、接线头，一天要接上万个线头。这位老纺织女工，曾在上世纪50年代创立了“三姐妹工作法”，后向全国推广。这曾一度是京棉二厂和北京纺织工业的骄傲。

　　周立文干着和陈素芝一样的活，她在自己6平方米的小屋里，伸出双手：“到现在，我两只手上还都是死皮。”从1989年进厂，到2006年被“买断”，周立文在京棉二厂当了17年的挡车工。8年的时光，没有抹去岁月在手掌上留下的印记，她说“手上的死皮怕是蜕不下去了”。

　　周立文、李桂红、张月平、王艳花……当年这些从农村来到城市工作的小姑娘们，和陈素芝怀揣着一样朴实的念头：“要好好干”。

　　就是这么一个念头，让来自北京北郊密云的李桂红从1986年的挡车工干起，干到了厂级先进，被厂里送往北戴河疗养；也是这个念头也让她一年中从没有迟到早退过。工厂三班倒，人停生产不停，6点半的早班，她5点半就起，为了让自己心里“踏实”。

　　“那个时代的人不觉得累，因为大伙儿精神头好，生活有奔头。”1984年进厂的张月平回忆说，老辈的光荣，他们这一代人也曾体验过。

　　李桂红是京郊密云人，进厂后分配的工种是挡车工。“小姑娘进了大厂，住单身宿舍，挣了工资，端上了‘铁饭碗’，特别美，感觉在都市当工人太好了。”

　　其时，李桂红一个月的工资不过50元，但她确实没有需要花钱的地方——“厂里的福利特别好，逢年过节发东西，没有节假日，瞅着机会就发，柴米油盐啥都发——甚至小到女职工的卫生用品。”

　　彭玉豹和爱人是厂里的双职工，有一年春节前，他们两口子在行政科门前排队领东西，老厂长恰好路过，问了一句：“怎么样？”20来岁的彭玉豹回答得又干脆又响亮：“好！”“还需要什么吗？”“不用了，再发就没地儿放了！”

　　京棉二厂工人们的面子不仅体现在提回家的那些东西上，回家、上班，厂里也是车送车接。除了自己后来的出租车，屈玉杰说这辈子坐的最多的就是当年厂里的职工班车了。

　　屈玉杰爱交朋友，当时同学、朋友聚会，他争着抢着买单，同学、发小也都说：“你在国家的大厂里当工人，吃的是国家的，我们没法和你比。”那个时候，屈玉杰也是这么认为的——自己端的是国家的“铁饭碗”。

　　他们回忆，那会儿二厂的工人确实“啥都不缺”。吃喝有食堂，到了年限分房。厂里甚至还有妈妈宿舍——这是为了方便家离厂远的妈妈哺乳而建的，但只有评上先进模范的女工才有资格申请。随着工厂效益和工龄增加，工人们的工资也从刚进厂的几十元涨到了几百元。所有的幸福好像从他们进厂端上“铁饭碗”的那一刻就水到渠成了。

　　“一年起步，两年赶超，五年腾飞”的口号大概就是那个时候提出的，那是一个工厂和工人的日子都过得红红火火的年代。每到晚霞烧得天边通红的时候，正值换班时间，从东往西的朝阳路把这片“纺织城”的生活区和厂房分割两边，路上全是纺织工人，人流好像也涌进了天边的晚霞——许多年过去了，屈玉杰和左邻右舍仍对当年的这一幕历历在目。

　　屈玉杰说，现在生活在这里的纺织工人和他们的家属，“有个小三十万吧”。

　　光荣慢慢褪色

　　曾经的女工们说不出来，这种光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慢慢褪色的。

　　李桂红扳着指头算日子：“1986年我进厂，1990年去北戴河疗养，一年后结的婚，1992生了孩子，放在厂里的托儿所，一个月70元钱，后来又上了厂里的幼儿园，学费都是从工资里扣，9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没觉得日子过得有多紧。”

　　算来算去，算不出一个确切的日子。

　　谁都说不出来是哪一天，京棉二厂开始走了下坡路，更说不出他们是从哪一天开始，再也不是那个“高人一头”的纺织工人了。

　　这些大多只有初中文化水平的纺织女工当然无法预判当时的形势——20世纪90年代，中国纺织业开始经历深刻调整。纺织业的重心大转移，由沿海和中心地区向中西部扩散和转移。在此背景下，北京的传统纺织工业也随着北京工业布局开始调整。

　　李桂红能回想起最早的年份是1997年或者1998年，有人开始待岗，但她没想到他们这样的技术骨干有一天也会遭遇同样的命运。

　　她的推算也许不差：根据后来媒体的报道，上世纪90年代中期，京棉一厂、二厂、三厂三个企业长短期费用将近10亿元，光财务费用一年加起来，差不多将近9000万元。当时，国家出台政策鼓励组建大集团。三厂联合可以减员增效，还能享受相关政策。1997年，在国有企业组建集团、打造“航空母舰”的大背景下，这三个厂组建了北京京棉集团。

　　新集团也没能挽救江河日下的京棉二厂和它的工人们。

　　进入新世纪，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待岗”的行列，车间一个接着一个地被撤销合并，工友一个接着一个地被“下岗分流”——进厂时那些不满20岁的姑娘小伙儿此时都步入了中年。也有人意识到了厂子“早晚要黄”，但很少有人主动离开，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是“在这里呆了一辈子，除了干纺织工的活，其他的都不会”。周立文说，干的时间长了，他们也都和车间的机器一样，机器转了，他们就转了，机器停下了，他们也就停了。

　　最终，“铁饭碗”碎于2006年。

　　工厂维持不下去了，以每年2100元的价格买断了他们的工龄，与他们解除了劳动关系。从那以后，“买断工龄”的工人们与曾经的光荣、梦想、青春、酸甜苦辣一刀两断。

　　或许是拖沓得太久，竟没人对此耿耿于怀，大家反而很平静——有些人再说起当年“买断”时，甚至用“高兴”来形容当时的心情。

　　“你不拿那几万元钱，早晚一样得退。”周立文和爱人是厂里的双职工，工友眼中脑筋活泛的她分析起当时的形势：全国各地到处都是民营纺织厂，拿什么跟人家竞争？她早早计划着拿着“买断”工龄的钱“折腾”点自己的事情。

　　同龄人在学校、社会中摸爬滚打砥砺成长时，他们的青春伴随着车间里的机器一同老去，但他们也懂得“大势所趋”。

　　下岗、“买断”是逐渐进行的，并没有什么大的波澜，很多人都不记得“买断”那天有什么特别之处了——那只是他们生命中普通的一日。

　　没有谁多愁善感地意识到，那是他们生命中一个时代的终结。

　　“被卡住了”的生活

　　等待在他们面前的是生活。

　　2006年，李桂红40岁；周立文36岁；张月平41岁；屈玉杰37岁……人到中年，上有老下有小，没有时间去多愁善感，也没有时间去胡搅蛮缠。

　　他们也没有埋怨——“我们从来没有恨过二厂，我们也没有埋怨过国家，二厂辉煌过，也给过我们好日子，国家要向前发展，这都是大形势，这不是几个人能挡得住的，这些我们都懂，我们就是赶不上趟，能怨谁呢？”屈玉杰说。

　　张月平觉得自己尤其“赶不上趟”。

　　在同一批“买断工龄”、目前同住在当年二厂母子宿舍里的69户人家中，张月平算是资历较老、较年长者。1984年，她从北京西郊门头沟进厂。一步一个脚印，从挡车工干到生产组长、教练员、党支部组织委员、车间工会主席。

　　当年的“四班三运转”，早班6点半到下午2点，中班下午2点到晚上8点，夜班晚上8点到凌晨6点。张月平22年的纺织女工生活就是“中规中矩，到点吃饭，到点上班。发烧感冒都得去，没其他的想法，就是好好干，工资自然能涨上去，到点分房、光荣退休”。

　　张月平到底没有等到那一天，生活没有按照她预想的轨迹发展，新世纪的来临不仅没有给他们带来新气象，还将上个世纪的光荣消磨殆尽。进入2000年之后，北京取消了福利分房。

　　现在，她只好和她的68户以前的工友、现在的邻居挤在每户面积仅6平方米、曾经象征着他们荣誉的平房里。也就是这平房，是目前维系他们与京棉二厂的唯一联系：“买断”后，女工无处可去，厂里“默认”他们住在这里，每家每月按照每平米1元的价格缴纳租金，外加2元的卫生费，水电煤气按照市场价上缴“京棉二厂行政科”。

　　这些平房就是京棉二厂的妈妈宿舍。当年，这里并不是所有人都能住进来，只有那些得过荣誉、评过先进的年轻妈妈才有资格入住。如今，家家户户都能拿出一摞当年的荣誉证书来：厂级先进、操作能手、各类比赛冠军……

　　如果一切正常，住进“妈妈宿舍”的工人，再等几年，就能“上楼”了。所谓的“上楼”，指的是住进生活区里为职工准备的筒子楼。再后来，他们还有机会获得“分房”，住进大房子。

　　在张月平他们之前，京棉二厂妈妈宿舍里的住户们都沿着这条轨迹，圆满了一个农村孩子到城市工人的人生。但是正如车间里的机器，时间之轮转到张月平这里时，便戛然而止了。

　　用他们自己的话说，“被卡住了”。

　　一户6平方米的“蜗居”

　　被“卡住”的共计69户，200余人。

　　“再往多里说，‘纺织城’这一片，原先三个厂加起来，得有个好几百人吧。”屈玉杰说。

　　京棉二厂的生活区大院里多是四五层高的红砖小楼，已经难寻当年辉煌的痕迹，楼面灰蒙蒙的好像覆满烟尘，院子道路两旁树木的伸开枝叶遮住天空，正值深秋，落叶飘零在有些坑洼的路面。小楼住户有的缺门少窗，有的墙面伸出一座自己搭建的阳台、堆满杂物。

　　30年前修建的平房就蜷缩在院子一角。

　　“蜗居”，李艳伶是这么说自己的房间的。不用心看，你看不出她不足9平方米的房间是“复式”：一楼放着一张床，一张折叠桌，“二楼”一套卧具铺在分隔楼上楼下木板上，腰都直不起来。楼上楼下与一架小梯相连。

　　这是李艳玲的三口之家——她，因公负伤的丈夫和身高一米八多、体重200多斤的儿子。

　　李艳伶的住房条件在69户中算好的。

　　大部分房间6平方米。屈玉杰说，孩子在家吃饭时，他们每人端着各自的饭碗，各找各地，从来没在一张桌子上吃过饭。

　　他们住在这里的时间长度，多则30余年，短则20多年。11排工69间平房住进69户人，外加一间10平方米、摆着8台液化气灶台的公共厨房，一间5平方米的水房和两间各6平方米的公共厕所。

　　曾经是作为奖励分配给他们的宿舍，现在却让他们进退不得——经过30多年的风吹日晒，房子已经危机四伏。

　　69间平房的屋顶都用油毡覆盖，李艳伶说，一到雨天，儿子睡在“楼上”，家里的盆盆罐罐就派上了用场——屋顶四处漏水。如果是晴天，又得提防失火，每到春节，别处人家放烟花，屈玉杰和他的邻居们就得出来看管自己屋顶，飘散而来的烟花随时都能把他们的屋顶点燃，毕竟这样的事情不是没有发生过。

　　这些用三合板分隔的房间建在防空洞上，曾经遭遇过塌陷，四处开裂的墙面，总让他们担心“一阵风就会把房子吹倒。”而老化的电线、糟糕的卫生状况，让他们日复一日地提心吊胆。

　　并入京棉集团之后，京棉二厂的行政科还在，不仅行政科在，还有“二实业”。在住户眼里，行政科管理生活区房屋出租，“二实业”负责物业。他们的水电煤气费交给行政科，“二实业”负责维修管理——屋顶的油毡就是“二实业”铺上去的。

　　这是一件无可奈何的事情：每月1元每平方米的租金在北京已经足够“优惠”，但对于一家几口人来说，6平方米的“蜗居”实在又太过局促。当年的工厂“黄”了，他们又与现在的企业没有关系。谁心里都明白，现在的企业没有义务来解决他们的住房困难。

　　无奈选择“务实”的职业

　　他们不是没有尝试过改变。

　　周立文差点就“发财”了，从厂里出来后，她拿着两口子包括“买断费”在内的8万元积蓄，投资了电视上一个名人做广告的“买林投资”项目，钱投进去了，对方却连人都找不着了，几十年的积蓄就这样打了水漂。

　　这件事让大家眼中“脑子好使”的周立文也意识到，到了这个年龄，他们再去学做生意，“太晚了”。

　　以此为鉴，大家都知道“要务实”。

　　现在的69户人，基本上也都“再就业”了，都是保洁、物业工作人员、售票员、收银员这些“务实”的职业。

　　“这一片的保洁、物业，都是曾经的纺织工人，一听说哪有招聘了，大伙儿就互相提醒，去了一看，还是当年的那些人。”李桂红现在干着两份工作，早上、下午分别去两家宾馆做“客房”，她的情况和别家不一样：孩子在外地上大学，丈夫脑瘤后遗症，丧失了劳动能力。

　　“现在的单位对我好，知道我的情况，人家也愿意让我干两份工作。”49岁了，李桂红说起这些来也好像说当年的京棉二厂。

　　实现“再就业”的人，当年的社保转入了现工作单位，但像张月平这样因为身体已经吃不消的人，连“吃低保”都困难——他们当年进厂的时候，户口保留在了北京郊县的老家，在京棉二厂呆了几十年，现在早已“人户分离”了。而北京市的规定则是：低保家庭需向户口所在地申请。

　　“当年在单位的时候，遇到困难，我们还能有个组织可以依靠，向厂里、向工会反映。”现在，屈玉杰说，他们的那个“组织”没有了，他们找过“二实业”，找过京棉集团，也找过相关部门，刚开始的时候，人家还会好言好语地告诉他们：你们的情况我们很同情，房屋坏了我们可以修，但其他问题我们也解决不了。后来，找的次数多了，他们的关系就好像成了“敌我关系”——“谁都不待见谁”。

　　毫无动静的搬迁改造

　　彭玉豹和屈玉杰是一群人中“混得比较好的”，他们都是出租车师傅，一个月有四五千元的收入。但彭玉豹回答不了儿子问过的那个问题：“爸，咱家什么时候也能买房？”

　　当年被父母带进这些房间的孩子还是嗷嗷待哺的婴儿，现在都已经长大成人。几十年来，这里的成员在减少：姑娘有嫁出去的，却没有娶进来的。

　　姑娘出嫁时，不敢让男方来家里接，而是找一个酒店，从酒店把人接走。张月平的女儿读高中的时，有一个要好的同学跟家里吵架，提出来张家住一晚。张月平收拾了一下午，到底没有收拾出像样的地方，女儿后来带着同学在附近的咖啡馆坐了一晚上。家长和孩子都知道，自己家“太寒碜”。

　　他们把改善住房条件的愿望寄托在“拆迁”上，但他们自己也明白：京棉二厂生活区，一个屋里可能存着十几个户口，真要拆迁，哪家开发商也承担不起这补偿费用。

　　2009年，京棉二厂的厂区化身为“莱锦创意产业园区”之后，生活区的搬迁改造迄今毫无动静。厂区的改造保留了苏式工业建筑的风格，入驻了大量的文化创意企业，媒体形容，已经实现了“凤凰涅槃”，园区2011年9月正式开园，开园4个月入住率达到了100%，当时预计年产值超百亿。虽然仍与生活区一街之隔，但因为“买断”工龄之后，劳动合同解除，“人家现在只管自己的职工”。

　　他们考虑过廉租房，申请廉租房需要“二实业”盖章，前提是搬离现住地。没有人搬出去，人们怕搬出去之后，有朝一日真要拆迁，自己还会“赶不上趟”。

　　于是，69户、200余人仍在京棉二厂生活区大院一角的妈妈宿舍里过着另一种集体生活。

　　如果不说起现实的烦恼，这里是一个融洽的大家庭：晚饭时候，几十户人排队在公共厨房做饭，张家做了好吃的，叫上李家的孩子吃上一口；李家遇到麻烦了，王家赶紧过来搭把手。周立文说，日子虽然过得不如别人宽敞，但这里的人能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的真情。

　　“几十年的关系了，从毛头小伙儿、小姑娘一步步走到了今天，不容易。”在这里，他们能体会到“工厂不在了，工友还在”的那种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