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超载”的物流才是车主自杀的推手

　　11月24日20时，维权货车司机王金伍在微博爆料称，9月27日，一货车因超限运输被扣，河南民权县超限站下达3万元罚单，期间多次交涉罚款，不能减免、车不放行。11月24日14时，张高兴夫妇(货车车主)同在超限站喝农药，现男方张高兴已死亡，其妻仍在抢救中。

　　倘若站在国家公共政策的视角来审视张某的行为，确实触犯了行政法规，理应受到应有的惩罚。从情理又感到说不过去，因为正是不能承受3万元的罚款以及卸货可能造成的更大损失，才造成了夫妇俩喝农药一伤一亡的结果。

　　稍有常识的人都会明白，公路被超重的大货车来回碾轧，很快就会烂掉。在这样的前提下，无论是全国性的治超行动，还是严惩因超载的责任人，当然是必要的。但倘若仅将板子打向超载者身上，恐怕只是治标不治本。可以说，国家治理超载已有相当长的历史了，但是越治越超，这其中固然有“以罚代管”的治理模式有关，更为重要的是，与超载背后的物流成本居高不下密切相关。

　　现在，物流成本“超载”，比起大货车超载货物严重得多。近日发布的《中国采购发展报告(2014)》显示，我国社会物流总费用占GDP比重为18.0%，明显高于发达国家，也高于经济发展处于同水平的金砖国家。此外，发达国家的物流成本平均占成品最终成本的10%至15%，发展中国家各种低效现象导致物流成本显著增高，占成品成本的15%至25%甚至更高，而中国制造商的此项比重可高达30%至40%。

　　显然，张某喝农药致死事件，表象是司机超载，实际上“主犯”是畸高的物流成本。正是物流成本的“超载”，不仅严重推高商品的价格，影响到民众的日常生活，也让我国治超行动陷入“超治越超”的怪圈。

　　好在国家层面已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国务院2012年6月份起，决定从税收、土地政策、降低过路过桥收费和加大物流业投入等八方面着手，对我国的物流成本进行“治超”。 《物流业发展中长期规划(2014—2020年)》又明确提出，加强物流基础设施网络建设。加快推进联通国内、国际主要经济区域的物流通道建设，大力发展多式联运，努力形成若干条货畅其流、经济便捷的跨区域物流大通道。

　　当然，要想治理物流成本虚高，国家惟有出给力的重拳才能见成效。一方面，对不符合法理的物流制度，比如二级公路收费站，绝不能再设时间表，应立即取消，又如有关物流的减税政策尽快出台；与此同时，对落实政策的不力地方政府和官员，实行严厉的问责制度，惟此，不仅能给物流企业减轻负担，也能遏制我国经济“超载前行”。

　　总之，要严厉杜绝执法经济，防止以罚代管，更重要的是，应想办法降低物流成本。如此，才能走出“越治越超”的怪圈，类似悲剧才会被避免，最终消失在公众的视野中。　吴睿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