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回忆对东史郎的三次采访：让世人知道战争真相

晚年的东史郎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本报资料图片

　　“进攻南京的最后三天，即12月10日、11日、12日的战斗是生与死的激烈较量，炮弹跳起了地狱之舞，枪声高唱死亡之歌。12日夜晚，我们发起突击占领四方城，翌日由中山门进城。这一天是占领南京的日子……我们毫无罪恶感地杀死了很多农民，大叫着‘讨伐支那！山川草木皆敌人，要杀尽宰光！’实在残酷至极。”

　　“我们对日本军的野蛮行为应该好好地反省。不是‘自虐’而是‘自省’。不能采取放任自我的态度，即用刺刀捅中国人的身体可以毫不在乎，而自己的身体哪怕被针尖蹭一下也叫疼。”

　　这些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证言与反思，出自于一个日本老兵之口，他的名字叫东史郎。17年前，在南京举行的一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国际研讨会上，东史郎发表了上述证言，并鞠躬谢罪。在南京犯下过罪行的日本老兵大都迫于各种压力对当年的战争罪行保持缄默，只有东史郎敢于站出来反思忏悔，为历史真相作证。

　　1997年—1998年，本报副总编辑、高级记者陈正荣曾三次面对面采访东史郎，其间还远赴日本，在东史郎家中和东京高等法院与这位老兵进行了深入交流。近日，陈正荣接受了记者采访，再次追忆这位为正义和真相作证的日本老兵。

　　“讲出加害真相作为反省的基础， 是参战者的义务”

　　时间：1997年8月12日 地点：南京状元楼酒店

　　1997年8月12日晚，东史郎和他的律师团踏上了南京的土地，这是他第四次来南京。这一次，他来南京是为了收集证据、印证历史，以揭露日军在这片土地上犯下的滔天罪行。作为记者，陈正荣随行对东史郎进行了全程采访。

　　那天晚上，陈正荣第一次见到东史郎，老兵的形象至今仍深深地镌刻在他的脑海中：中等身材、偏瘦，头发全白，目光炯炯有神，尽管已经80多岁，声音却十分洪亮。

　　“60年后再次踏上这块土地，你有什么感想？”

　　“一踏上这块土地，我就想到日军在南京杀人、抢劫的情景，一想到这些惨无人道的事情，我的心情就非常沉重。”

　　“这次来南京的目的是什么？”

　　“一是参加南京大屠杀史国际研讨会，我要作为证人演讲，还有为那件案子寻证。”

　　东史郎所说的“案子”，是他的日记引发的一桩官司。

　　日军侵占南京期间，东史郎在日记中详细记载了他所看到、听到的日军烧杀淫掠的残暴情景。1987年12月，日本青木书店以东史郎的日记为蓝本，出版了《我们的南京步兵联队——一个召集兵体验的南京大屠杀》，也就是人们熟知的《东史郎日记》。日记中，东史郎记载了日军中队长桥本光治残杀中国人的一次暴行。在南京最高法院对面的水塘边，桥本将一个中国人装进邮袋，浇上汽油点火，然后把3枚手榴弹拴在袋口扔进水塘。

　　1993年，桥本在一些人的怂恿下，将东史郎告上了法庭。3年后，东京地方法院以证据不足为由判决东史郎败诉，东史郎不服判决，上诉到东京高等法院。

　　这次行程不仅仅是寻证，也是为了作证。在状元楼酒店举行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国际研讨会上，东史郎作为加害者发言，为南京大屠杀作证。

　　“我们日本人对蒙受原子弹的危害大声呼号，而对加害中国人民身上的痛苦却沉默不语。日本军给中国人民造成的危害是日本蒙受原子弹危害的几十倍。如果日本比美国早生产出原子弹的话，定会首先使用。我认为，作为战争的经历者，讲出加害的真相以其作为反省的基础，这是参战者的义务……”

　　东史郎在说完这段话后，弯腰90度低头向南京人民谢罪，足有六七秒时间，会场上响起了长时间的掌声。“从鞠躬的态度，我看到他的道歉和谢罪是真诚的。”陈正荣说。

　　“有生之年都要为历史作证， 让世人知道战争的真相”

　　时间：1998年12月19日 地点：日本京都府竹野郡间人镇东史郎家中

　　得知东京高等法院将在1998年12月22日开庭判决，陈正荣于17日启程赴日本采访。开庭前两天，他来到了距离京都135公里的东史郎家中，与老兵进行了第二次面对面采访。

　　东史郎的家位于日本京都府竹野郡丹后町间人镇，这是一个毗邻日本海的美丽山村小镇。80多岁的东史郎开车带着陈正荣到附近看风景，站在山坡上，眼前是一片蔚蓝色的大海，脚下就是美丽的间人镇。

　　东史郎说，1937年8月，他就是从这里应召入伍——那年，他25岁。临行前，母亲给了他一把匕首，对他说：“这是一次千金难买的出征，你高高兴兴地去吧！如果不幸被支那兵抓住的话，你就剖腹自杀！我有3个儿子，死你一个没关系。”然而，他的养母却哭着求他一定要活着回来。

　　回到家中，东史郎拿出了自己珍藏多年的战时日记。陈正荣说，那些日记有整整5大本，共2000多页，从1937年9月开始一直写到1939年7月。

　　在东史郎家中，陈正荣还看到了日本陆军部颁发的3枚奖章。

　　“现在看到这些奖章有什么感想？”

　　“在当时来讲，是非常珍贵的，因为这是天皇颁发的荣誉。后来，我才认识到这是侵略战争的证据，是一种罪恶。”

　　1987年，东史郎公开自己的战时日记后，他被日本士兵建立的战友会开除了，一些右翼分子从很远的地方来到家里对他围攻，有人还扬言要烧毁他的房子。他抱出了一大捆信件，信中都是骂他是“叛徒”、“卖国贼”、“旧军人的耻辱”等的恶毒语言。东史郎说，很多人对他讲，不要把这段历史讲出来，但他没有这样做。外界的诋毁、侮辱、谩骂，让这个80多岁的老兵倍感孤独，“没有想到晚年的时候，自己是一个人在战斗。”

　　判决的前一天，东史郎带着陈正荣来到了家乡的海边。他说，不管这场官司是赢还是输，他在有生之年还要继续为历史作证，让世人知道过去战争的真相，“因为中日两国人民一衣带水，应该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只剩下我一个人， 也要和他们坚持不懈地斗下去”

　　时间：1998年12月22日 地点：日本东京高等法院

　　陈正荣记得，日本东京高等法院开庭那天，天气特别晴朗，东史郎的心情也非常好，“在法院门口，我问他胜诉有多大把握，他的回答很干脆：百分之百。”

　　当时，东京高等法院规定记者不得进入采访，但可以参加抽签，抽中了可以进入法庭旁听。同行的6人中，只有陈正荣幸运中签。下午2点10分，主法官在810号审判庭宣布了判决结果，整个宣判过程不到3分钟。宣判一结束，坐在下面的东史郎站了起来，大声地表达抗议。陈正荣回忆说：“我不懂日语，但从东史郎抗议的神情来看，他是败诉了。”

　　判决宣布后，桥本一方在法庭旁边的新闻发布厅举行发布会。走进会场后，陈正荣发现发布厅上方挂起了一个条幅，上面写着“南京大屠杀捏造判决胜诉”。发布会主席台上只有一个人——桥本的代理律师高池胜彦，他说：“中国人想通过这个案子作为南京大屠杀的证据，其实日记的事情根本不存在，也不存在所谓的南京大屠杀。”现场的中国记者听了他的发言非常气愤，纷纷向他质问并提出抗议。

　　陈正荣注意到，尽管桥本是胜诉一方，但他却只是站在发布厅的人群中，神色紧张，始终没有到主席台露面，也没有回答记者的提问。对此，东史郎说出了自己的看法：“实际上，桥本并不想告我，但桥本背后有股势力在唆使他这样做。”

　　下午3点，桥本方的发布会草草结束，东史郎和他的律师随后在同一个房间举行新闻发布会。东史郎打出了他写的一张横幅：“判决不当，天理不容”。

　　东史郎说，这是个不正确的判决，南京人民为他打的官司提供了很多证据，但法庭却不屑一顾，“为了表达对南京人民的感激之情，我打算将我的日记和奖章捐给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他们有很多团体、组织，但即使只剩下我一个人，也要和他们坚持不懈地斗下去。” (本报记者 朱凯)

　　为历史和正义作证

　　我做记者时，多年一直跟踪采访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新闻。我从1997年开始采访东史郎，和很多南京人的感情一样，先是憎恨，因为这位老兵参加了南京大屠杀，还得到天皇颁发的奖章。但后来，我对这位老兵表示了尊敬，再后来我们还成了朋友。

　　在入侵南京的20万士兵中，只有东史郎敢于站出来为历史作证，揭露战争给中国人民、给南京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他先后7次来南京谢罪。晚年，他还为日记的事到处奔波取证打官司。我曾问他出于什么考虑要站出来作证，他说：“我认为，作为战争的经历者，讲出加害的真相以其作为反省的基础，这是参战者的义务。”

　　东史郎的道歉、谢罪、反省是真诚的，这一点难能可贵。我为东史郎后来的人性复苏叫好。尽管那场官司他打输了(其实他不可能打赢)，但他赢得了南京人民的尊敬。

　　我永远也忘不了那年我到东史郎家采访的情景。他把我带到他家乡的日本海边。面对大海，他说：没有想到晚年的时候，自己一个人在战斗。那时，海风吹起了他长长的白发，他凝视着大海的远方，眼里噙满泪水。随行的摄像师记录下了这个情景。后来，这个画面多次出现在我们制作的纪录片中。

　　我在翻看东史郎日记的时候，发现他对战争的记录，尤其是他参加的屠杀往往是语焉不详。这可能是由于当时他的立场决定的。经过洗脑的日本兵，绝大多数认为他们参加的战争是一场正义的战争。所以，文过饰非，是很自然的事。但在他的日记中，也能看到他时而的困惑，以及对生命、自然、生活的热爱。

　　也许正是他内心里存有这些自然之爱、人性之爱，才渐渐唤醒了他内心的良知，使得他日后进一步反思自己的魔鬼行为，反思侵略战争。这位老兵有一天终于意识到，侵略是最不应该发生的，他充当了一个活武器。

　　他决定公布日记，以自己一生的经历告诫世人，和平是多么重要。然而，老兵的声音非常微弱。在他的国度里，没有多少人理睬他，也没有多少人站在他一边。

　　如今，老兵已经走了，他带着孤独、歉意、悔恨、失望，也带着对侵略战争的反思永远地走了。但老人给后人留下的历史证据，则永远具有价值。( 陈正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