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让院士评审回归学术

　　两年一度的两院院士增选工作在1月1日启动，这是自2014年6月两院院士大会修订章程之后的首次院士增选。两院为规范院士增选工作，均在去年12月底公布了新的院士增选实施办法或细则，新的办法或细则提出多个遵循去年修改后的章程精神的新规。据悉，年轻化、取消部门遴选、处级以上干部不得成为候选人等规定，是此次增选的变化亮点。

　　去行政化去利益化是必须啃的硬骨头

　　限制处级以上干部参加院士增选，这是向近年来院士遴选中的行政化倾向开刀，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众所周知，在过去每年院士增选消息发布后，舆论都会针对当选者中相当比例有官员身份、行政职务发表感慨，称“院士”变为了“院仕”，作为最高学术荣誉的院士头衔，也被行政权力“通吃”。但是，新规能否让院士评审摆脱行政权力、利益因素的干扰、侵蚀，还有待观察。

　　需要注意的是，虽然两院都提出“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原则上不作为院士候选人”，但其中的“原则上”，给新规的操作留下弹性空间。按照规定，还是有处级以上的领导干部，是可以作为院士候选人的。那么，谁来确定哪些处级以上的干部可以作为候选人，就可能制造新的权力寻租空间，有的处级以上干部，会为争取成为院士候选人，打通有关关节。

　　从目前的规定看，新规限制的可能只是公务员序列，即党政机关的处级以上干部。中国工程院增选办法就明确规定“公务员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党政机关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原则上不作为候选人(军队系统参照执行)”，而对高校、科研院所、医院等机构中的处级以上干部却没有限制，但我国高校、科研院所、医院，实际上也存在行政级别。也就是说，今后在政府部门担任领导职务者，在参加院士评审时，会受“身份”影响，假如严格执行的话，像铁道部张曙光参加院士评审的事，今后将不会再发生。而高校、科研院所中有副部级、正厅级等级别的领导，还可能继续参加院士评审，因为从严格意义上说，这些机构不属于党政机关，而是事业单位。如此一来，以前饱受质疑的有校长、副校长职务者当选院士者众的现象，将会继续存在。更严重的问题在于，按照目前的高校校领导任命制度，一些在政府部门担任职务的官员，很可能通过转岗到高校，把自己从公务员序列变为事业编制序列，级别一样甚至还进一步提高，可却拥有了参评的机会。

　　解决这一问题，必须进一步严格规定，同时推进高校和科研机构去行政化改革。对于党政机关的处级以上干部，严格“一刀切”限制参加院士评审，另外，切实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要求，取消高校、科研机构等事业单位的行政级别，建立新的高校校长选拔机制。

　　我国院士评审中存在“跑要”、公关等不良风气，以及当选院士之后，院士四处兼职，一直处在学术权力最高端的问题。新规改变推荐办法，提出年龄限制，建立退出机制等，都希望能治理这些问题。但就是所有新规都严格落地，院士评审恐怕还是难以“纯洁”，最关键的问题是，我国的院士头衔背后，有着诸多现实的利益，包括经济利益、学术利益。当选院士，不但本人可以获得相应的待遇，拥有高人一等的学术特权，还是所在单位的荣誉，也会为单位带来现实的学术利益。只有让院士头衔回归学术荣誉，取消与头衔相对应的所有利益，尤其是院士的学术特权，才能让院士评审回归学术，而不是被各种行政、利益因素纠缠。

　　如果当选院士，仅仅是一种学术荣誉，所有院士在参加学术活动时，仍旧与其他学者一起平等竞争，没有任何特权，那么，什么年龄当选院士，以及院士是否退休，都不是问题。现在当选年龄和退休成为问题，是因为当选院士者，拥有学术特权。也正是由于院士头衔背后的利益，近年来，就是院士涉嫌学术不端，要让其退出也很难，两院针对院士学术不端的举报，很少启动学术调查，做出学术处理，院士所在的高校、科研机构，主动启动调查者更是鲜有听闻。

　　院士评审、管理的去行政化和去利益化，是我国院士评审制度改革，必须啃下的两块硬骨头。这要纳入我国教育管理体制和科研管理体制改革中，进行系统推进，而不只是在现有的评审制度基础上，进行简单的修补。

　　需要一流“科学家”，而非二流“科学官”

　　院士队伍里官员扎堆，曾是中国科学界一道刺眼的风景；官员队伍里拥有博士学位的人越来越多，亦是当下官场一大特色。“学而优则仕”与“仕而优则学”怪象交织，衍生了学术官化、大学行政化，甚至造就了原铁道部副总工程师兼运输局局长张曙光以2000余万贿款两度“冲刺”院士遴选并且差点成功的恶例。如不改革落后的院士产生机制，被伤害的不只是中国科学事业，更有科学的公信力以及公众对科学的信仰。

　　作为科研论文产量第二大国、科研队伍数量和科技人力资源总量第一大国的我们，为什么仍然难以称得上科研强国？年年望眼欲穿，年年却与诺贝尔自然科学奖失之交臂，我们的科学界到底缺失了什么？认真检视拥有114年历史的诺奖评选，公众不难找到中国与世界的差距所在。透视目前全球共发放的889块诺奖奖章，且不说囊括了奖章总量四分之一的美国，仅与诺奖得主多达22人的东邻日本相比，有关差别就十分耐人寻味。

　　日本行政很少干预科学研究，申报课题也无需层层审批，有充足的时间、空间；日本的许多科学家没有当官的欲望，数年如一日，甚至是一辈子扎根科研一线，没有多少评比表彰、会议评聘等繁杂事务干扰；日本高校和研究机构的科研氛围浓厚，很少有学术丑闻。相形之下，中国的很多大学，一个处长位置引来众多教授副教授争抢的现象让人脸红，愈演愈烈的学术腐败和教授失德行为引人叹息，劳民伤财、重复折腾的各类学科质量评估叫人心里发堵。当一批批官员挟权力之威和控制资源的特权染指院士选举，当少数垄断行业靠着便利条件强势推出“烟草院士”之类的学界代言人，当张曙光之类的超级腐败官员也在有权有钱之后梦想过把“院士瘾”，我们不难想象，屡屡被炒至高温的学术圈怎样才能恢复平静，还有多少专家学者能以板凳一坐十年冷的精神刻苦钻研？！

　　把中国真正打造成为现代科技强国，使科技梦为中国梦提供更加有力的支撑、更加强大的动力，我们比任何时候都需要更多一流的“科学家”，而不是二流的“科学官”，绝对不能容忍庸俗的权力观扰乱科学。在科学的殿堂里，科学家才是真正的国王，心无旁骛、孜孜以求、不图功利、独立思考、不迷信权威的科学精神才是真正的时代灵魂。从这个意义上说，院士增选取消部门遴选、处级以上干部不得成为候选人，只是正本清源的第一步。为所有大学和科研机构去官化、去行政化，让权力和科学研究保持距离，确保科学家们能够卸下额外的沉重负载轻装上阵自由翱翔，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冰启 张培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