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问题干部“召回”制度值得探索

　　2014年10月，贵州省黔西南州开始实施不胜任现职干部“召回”管理办法。两个多月来，全州1231名“懒官”被“召回”，处级干部59名。其中，165人被转岗或免职，67人待岗，9人被辞退或解聘，其余培训后回原岗位。通过“召回”管理的干部总数是近5年来全州调整“不称职”或“不胜任现职”干部的总和。(1月14日《人民日报》)

　　十八大以来，随着反“四风”力度和党内外对党员干部监督标准的不断“加码”，一些领导干部对官不聊生、为官不易之类的说法产生“共鸣”，新年“首虎”杨卫泽就曾公开刊文大谈为官不易。伴随着为官不易，为官不为现象有所抬头：既然做好官太难，做贪官风险太大，干脆做个太平官，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于是，要担责的能不做就不做、没油水的能推就推、群众的事能拖就拖。

　　如果说为官不易的感叹仅仅是官员的思想误区并不可怕，那么作用于现实的为官不为，非加以整治不可，它不仅严重影响到政府形象，还会对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造成损害。贵州黔西南州用干部“召回”制度治理为官不为，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宝贵思路。

　　如同汽车因存在安全隐患和质量问题被召回，黔西南州“召回”的干部同样存在缺陷，缺陷主要表现为“惰政”。这种“召回”制度是对公务员退出机制的一种有益探索或补充。长期以来，社会上都认为一朝考上公务员，就如同端了铁饭碗，只要不犯大错，日子并不难混，但有了“召回”制度后，公务员则面临被辞退或解聘的危机，进而通过打破官员“能上不能下，能进不能出”惯例，倒逼官员作为。

　　相对末位淘汰制，“召回”制度更具灵活性。例如对不胜任现职干部实施“召回”后，并非就此将其投入“冷宫”，而是进行“维修”，该反思的反思，该教育的教育，该补给知识的补给知识，“维修”过关后，被“召回”的干部仍能回到工作岗位，否则，将面临转岗、免职、降职、降级、待岗、辞退、解聘等组织处理。这种制度设计兼具人性和理性，既不一棍子打死，亦非无休止地下不为例。

　　该“召回”制度在实施过程中也有必要及时进行修正。例如有人就反映某部门一共才三四个人，根据规定，必须确定“召回”1人。最后领导自己被“召回”。很明显，一旦出现搞摊派现象，“召回”制度则可能成为打击干部积极性的双刃剑。因此，必须明确，对一个干部进行“召回”并非因为组织结构、制度程序等因素，而完全因为干部自身。

　　“召回”制度是对选人用人制度的一种创新，是治理“为官不为”的有益尝试，在积极探索这一制度的过程中还应不断完善相关细节，使之更加科学化、规范化，进而成为有效治病树、拔烂树的快斧利剑。　　　　□邓昌发(湖北咸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