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讨薪”12载：沿着法治的轨道前行

2015年02月13日 16:00　来源：湖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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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个在都市闯荡的农民工，都肩负着一个农村家庭的希望。

　　他们用汗水换取的工资，是乡村适龄儿童的学杂费，是家庭身染疾患者的保命钱，是留守家乡垂垂老人的养老钱，是每日不可或缺的家庭生活保障金。随意、恶意拖欠他们的工资，无异于断其生路。

　　2003年10月27日，时任总理温家宝亲自帮重庆农民熊德明讨薪，“中国式讨薪”进入公众视野。农民工劳而无法得食问题，对政府而言，不再仅仅是经济范畴的劳资纠纷，而是影响整个社会均衡发展的热点、焦点、难点问题。

　　12年来，从熊德明的吁请得到总理支持，到政府出台各种措施制止欠薪帮助讨薪，再到依法惩治恶意欠薪，我们见证了党和政府治理欠薪的艰难努力，也见证了党和政府执政为民的决心和力度。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在总体上得到遏制。

　　尽管眼下讨薪任重道远，但我们相信，只要有正视问题的勇气，有解决困难的决心，讨薪路上办法总会比困难多。我们更坚信，在依法治国新常态下，“中国式讨薪”已在法制的轨道上前行，难题终会被解答。

　　关键词变化

　　“跟以前比，现在领工资更有保障了！”上周，蔡甸农民工袁关中如期领到1月份工资，3000元整。

　　袁关中的切身感受，浓缩着时代变迁。与十多年前讨薪之路的举步维艰相比，如今农民工工资清欠取得显著进展。2014年，全省共受理各类投诉举报17692件，立案调查12443件，追发劳动者工资待遇6.5亿元。省人社厅专设农民工讨薪投诉举报窗口、电话投诉热线、网上信访平台、政务官方微博等，多渠道受理群众举报投诉，确保在第一时间获得相关信息。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我省农民工工资拖欠又呈现出新的特点：建筑业欠薪仍是“重灾区”，并向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餐饮服务等行业蔓延；欠薪讨薪与经济纠纷交织，一些企业主利用解决拖欠工资问题解决经济纠纷，以讨薪名义追讨工程款，甚至无法达成协议就故意拖欠农民工工资，让处于金字塔最底层的农民工成为最受伤的群体；受国家宏观经济影响，结构调整加速，部分中小型企业经营出现资金筹措困难，拖欠农民工工资高。省劳动保障监察局负责人表示，随着清欠力度加大、维权制度的完善、司法程序的启动，近两年各地恶意欠薪的企业明显减少。

　　关键词创新

　　“近5年，我们没有发生一起农民工工资支付不到位的事件。”湖北省送变电工程公司人力资源部部长李剑华说。

　　自信来源于制度支撑。据悉，该公司每次与分包商结算工程款前，要求对方出示支付农民工工资的凭证，并对工程项目进行动态跟踪，预留农民工工资准备金。

　　这是我省多年不懈探索、构筑农民工工资防欠清欠保障网的缩影。我省开创性地建立了“五大机制”，包括——

　　以监督检查和快速反应为核心的劳动保障监察执法机制，全省劳动保障监察执法人员常年保持24小时通讯畅通，随时应对；

　　以总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用人单位防欠内控机制，在建设领域全面实行总承包单位对农民工工资负总责制度，施工项目内出现工资拖欠时，由总承包单位先行垫付；

　　以工资保证金和曝光重大违法行为为核心的欠薪约束机制，将工资保证金制度由建筑领域拓展到交通、水利、铁路建设等领域，一旦发生农民工工资拖欠，视情况动用保证金先行垫付；

　　以部门监管责任制为核心的防欠清欠部门联动机制，实行属地管理、部门和行业监管，哪个行业发生农民工工资拖欠，由那个主管部门牵头处理，强化落实“守土”责任；

　　以打击恶意欠薪为核心的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畅通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衔接渠道，加大对恶意欠薪行为的打击力度。

　　关键词转折

　　2014年1月，在武汉金龙拉链厂打工的25名农民工反映，老板刘某欠他们工资近20万元。汉阳区劳动监察部门下达限期整改通知书，刘某逾期未还并逃匿。案子被迅速移送至公安机关，公安机关对其进行网上追逃。迫于压力，刘某投案自首。

　　等候他的是法律的裁决：有期徒刑1年，罚金1千元。这是刘某为恶意欠薪付出的代价，更是“欠薪入刑”的有力威慑。

　　2011年5月1日，恶意欠薪与醉驾一起，被写入刑法修正案，从此开启了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的新篇章，成为“中国式讨薪”的重大转折。

　　然而，如何定义“有能力支付而拒不支付”？欠多少钱才称“数额较大”？怎样才算“达到严重后果”？这些构成“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关键词让人模棱两可。到2013年1月，全国仅有百余人因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受到制裁。当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相关司法解释，使欠薪入刑有了具体的操作规程。

　　2014年8月，省高法、省检察院、省人社厅、省公安厅四部门联合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做好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件查处衔接工作的意见》，进一步明确移送规程，强化“包工头”的刑事责任。截至2014年10月，“欠薪入刑”实施3年多，我省人社部门向公安机关移送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涉嫌犯罪案件370起，公安机关立案225起，法院审结24起，对25名犯罪分子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关键词任重

　　一道讨薪题，求索十余年。

　　原因很多。诸如，用工环境有待优化，虽然有《劳动合同法》保障，但在实际用工中，不少农民工急于上工，老板姓甚名谁都不知道，签订合同的更是寥寥无几；一旦出现劳资纠纷后，跑断腿、门难进、钱难要，维权难度大，维权成本高，讨薪路上农民工常常寒心；而个别总承包单位觉得事不关己，劳务分包队伍用工明明是劳务分包队伍的事情，工资如何支付与总承包单位“没有一分钱关系”，板子打到自己还深感委屈。

　　这是“中国式讨薪”的典型特征，一时难以消除。因此，“讨薪工程”也不会一蹴而就。

　　省人社厅相关负责人表示，工资收入是劳动者及其家庭生活的主要来源，劳动者付出劳动，获得合理的劳动报酬，天经地义。做好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体现社会公平正义。因此，在全面深化依法治国、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大背景下，无论是出于保护讨薪者合法利益的考虑，还是出于维护社会稳定的考虑，都应该重视农民工的讨薪现状，优化讨薪流程，提高欠薪成本，运用行政、经济、法律等综合手段构筑治理的长效机制，这才是解决农民工维权讨薪的出路。

　　每一张欠条背后

　　都是一场艰辛的“拉锯”

　　讲述者：田伟(谷城县康盛镇农民工)

　　2005年，我出门做石料加工，每年赚个七八万。和大多数农村打工家庭一样，我的父母、老婆都在外打工，一家四个人一到年关就发愁，生怕领不到工钱。

　　讨薪，对农民工来说，是一场艰辛的“拉锯战”，是心理与生理的双重考验。

　　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年，我带着一帮老乡在黄冈一家石料厂打工，谁知老板资金链断了，欠我们十多万元工钱，打了欠条便不再理会。我们去讨，老板自称有黑社会背景，扬言“我就是这里的天！”我们告到镇上，讨了个把月也没结果，最后我和工友只好来到武汉。开始我们在一家媒体单位门口“安营扎寨”，可是记者爱莫能助。后来我们干脆把“家”搬到省人社厅门口，因为没饭吃，只好找政府。幸亏劳动监察部门出面，帮忙找总承包商要到了钱，还给我们买好了回家的火车票。

　　近年来，政府部门越来越重视农民工讨薪事件，我和工友们明显感到欠薪事件在减少。今年5月，我到江西一个石料厂打工。因为以前吃亏吃怕了，这回就长了个心眼，跟老板签了合同，按月结算。这不，今年年底我们如期领到工资，如今已经在老家谷城买年货准备过年了。

　　每一面锦旗背后

　　都是一份沉甸甸的尊重

　　讲述者：张玉林(省劳动保障监察局、总队调研员)

　　2005年，我到省劳动保障监察局工作。十年来，我处理了无以计数的欠薪、讨薪案例，最自豪的是没有一位农民工对处理结果不满意。

　　没有秘诀，没有“神器”。我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为农民工讨薪，带着责任，更要带着感情。”

　　在局党员活动室，收藏着一摞锦旗，每一面锦旗背后都有一个故事。2014年春节前夕，数十位在红安打工的襄阳籍农民，搀着老的，抱着小的，来到省劳动保障监察局讨要被拖欠的十几万元工资金。由于包工头失联，农民工情绪激动。我先给他们倒上热水，然后认真倾听，了解事件的来龙去脉，然后一边协调建筑企业、分包商，一边叫食堂烧火做饭，安排食宿。直到凌晨，农民工拿到血汗钱，笑逐颜开，我才离开。

　　第二天，我刚到局里，他们又冒着雨雪找来，我很惊讶：“你们拿到钱，为什么不回家过年？”他们却说：“我们赶来，只是想向您说一声谢谢。”望着他们湿漉漉的背影，我的眼眶湿润了。节后，他们通过快递寄来了一面锦旗，上面写着：“尽职尽责，为民解难。”

　　十年来，我把农民工当亲人，真心诚意为他们讨薪，收获的也是一份沉甸甸的尊重。有的农民工回家后，打来电话报平安；有的农民工在大年初一，发来短信拜年；有的农民工只是握着我的手，什么话也不说，可我都懂。如今只要农民工找来，大家都说：“张队，您的亲人来了！”

　　每一起讨薪案背后

　　都是一个复杂的工程

　　讲述者：李先卿(湖北多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讨薪”是个沉重的字眼。纵观我为劳动者维权的20年从业历程，每一起讨薪案的背后，都是一个复杂的工程。

　　有不少讨薪农民工无路可走时，往往寄希望于通过跳楼、堵路等方式牵动社会的神经。其实，他们还有一条路，就是通过法律来维权。

　　多年来，我尤为关注农民工欠薪案件，多次为讨薪农民工提供无偿法律援助。去年，有几名在深圳某企业打工的农民工请我帮忙讨薪。我随即跟这家企业联系，摆出相关法律条款和欠薪的严重性，严肃告知对方若拒不支付，将会面临哪些后果。通过一番讲解，这家企业负责人明显感觉到了压力，沟通后不久，农民工拿到了工钱。可见，法律并非“高不可攀”，它是农民工讨薪的一把利剑。

　　欣喜的是，我看到农民工讨薪从历经那冗长的维权过程，到无奈爬塔吊、静坐，经受生理和心理上的双重考验，再到如今理性讨薪，抱团争取自身合法权益，农民工的维权意识渐渐增强。

　　但是，没有合同、没有欠条、投诉对象不准确的情况依然存在，农民工讨薪的难度依然很大。我希望，政府部门能加强对农民工的法律培训，告诉农民工，一旦出现欠薪，应该如何找寻合理的解决途径。

　　【回眸】

　　“中国式讨薪”大事记

　　图为：重庆农妇熊德明，成为开启“中国式讨薪”的标志性人物。 (资料图片)

　　2003年：10月，温家宝总理为重庆农村妇女熊德明追讨2000多元工钱，震动全国。

　　2004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切实保障农民工工资按时足额支付。

　　2005年：探索解决欠薪的长效机制。

　　2006年：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抓紧解决农民工工资偏低和拖欠问题”被列为做好农民工七项工作之首。

　　2007年：全国总工会推进十项维权机制建设，欠薪现象初步遏制。

　　2008年：受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欠薪问题出现反弹。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负责人强调，不欠薪是“底线”。

　　2009年：全国开展农民工工资支付情况专项检查，讨回被拖欠的工资及赔偿金10亿多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