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爸爸”到小朋友家探望 徘徊太久被当小偷

　　■ 每一次法槌落下后，顾薛磊会一路追踪孩子的成长 本报记者 周馨 摄

　　人物小传

　　顾薛磊，现任长宁区法院少年庭审判长，从事未成年人民事案件办理工作8年。作为全国首家少年法庭的审判长，他创造性地运用“两情三心四理”未成年人案件民事调解法，办理的案件没有一起被上级法院发回、改判，他还热心帮助困境未成年人300余人。从2012年起，他先后获得全国维护妇女儿童权益先进个人、上海法院优秀法官、上海法院办案标兵、上海法院少年法庭工作先进个人、上海市第十七届十大杰出青年等多项荣誉称号。

　　明天就是“六一”，这是长宁区法院少年庭法官顾薛磊最忙的日子。因为他的“孩子”太多了，他要一一走访、打电话了解他们的近况——在法庭，他是法官；走出法庭，他是“法官爸爸”。

　　“一个破碎家庭的背后，往往会是一个受伤的孩子。要通过法律维护他们的权利，也要帮助这些离异家庭的孩子，还花朵一份重开的希望。”对顾薛磊来说，每一次法槌的落下，并未定音。他一路追踪孩子的成长、变化，让他们顺利渡过成人世界的这场变故。“孩子利益最大化是我的办案准则和宗旨。”顾薛磊这样说。

　　让流浪母女生存下去

　　在少年庭工作了8年的顾薛磊，看到了太多因婚外情、经济纠纷等原因父母逃避监护孩子的责任，“这些孩子的生存、教育如何保障，司法保护是最后一道保障线。”顾薛磊要考虑得太多，比如判决孩子的归属他会想到：如果双方或一方已再婚或准备再婚，再婚对象持什么态度；父母双方谁照顾孩子多，平时孩子的作业本上，签名的是爸爸多还是妈妈多；哪一方的居住条件更好些，小区里是否有让孩子嬉戏的区域……

　　顾薛磊说，他至今还记得2009年初的一个冬日，神情恍惚的阿兰来到法院，她伸出了一双手，“那是一双长满老茧、红肿得像萝卜的手，我们是同龄人，但阿兰看上去却苍老异常。”顾薛磊红了眼眶。

　　阿兰带着一个五六岁的女孩小丽来起诉，向前夫讨要抚养费。阿兰是黑龙江人，丈夫王某上海人。在阿兰一次精神病发作后，丈夫得知她有精神病家族史，医生又明确告知他“会遗传给下一代”。于是，无望的丈夫哄骗阿兰卖小房买大房，卖掉了房子，再骗阿兰假离婚，然后拿着钱一走了之。阿兰带着女儿流落街头，白天在浴室里帮人拖地板，晚上在临时觅到的破陋空屋内过夜。

　　顾薛磊心情异常沉重，他当即拿出身上所有的现金让阿兰赶快安顿好孩子。但问题是，阿兰患有双向情感障碍的精神疾病，按照法律规定，精神病患者不能作为未成年人的监护人起诉。顾薛磊的心不能就此安然。他开始寻找立案的司法依据。经过半年多的努力，法院确认阿兰在发病间隙是可以行使孩子的监护权的，这个抚养费案得以立案。

　　接下来最大的障碍是阿兰的前夫下落不明，法院只能通过公告来送达诉状和通知开庭。顾薛磊很清楚，这种案子即使法院判决了也很难执行到位。于是，顾薛磊当即就找到王某户籍所在的社区。可事情远比他想象的复杂，王某欺骗自己的好朋友，把孩子户口迁入朋友家，之后就玩起了失踪。顾薛磊又转而找到社区民警，希望能找到王某的家人。谁知王某唯一的母亲也在半年前过世了。

　　找到王某看来是不可能了，难道就这样放弃？他转而来到街道民政部门，在他再三协商下，民政部门给予女孩每个月临时补助，以解燃眉之急。为了解决母女俩的居住问题，他又一次次到区“廉租办”协调，相关部门被法官执着的精神所感动，特事特办，给小女孩每个月一定的廉租金。母女俩总算有了住处。“当时我唯一的想法就是让她们能生存下去。”

　　就在这时，意想不到的事情又发生了。案件审理期间阿兰突发精神病，被强制治疗，小丽无人照顾。顾薛磊忙与社区民警联系，一波三折，最终让孩子入园接受教育。

　　经过审理，法院最终依法支持了小丽的诉讼请求，判决王某每月支付抚养费用。但由于王某下落不明，抚养费根本无法执行。为了落实孩子的抚养费，顾薛磊多方努力，为孩子争取了司法救助，他自己也出钱捐助，最大程度保证小丽有房住、有饭吃、有衣穿、有书读。

　　阿兰的事并没有到此结束。

　　2013年12月，阿兰再次打电话给顾薛磊。“顾法官，我发病了！家里的东西都被我砸了！”阿兰在片刻清醒中想到了顾薛磊。顾薛磊立即送阿兰看病配药，随后一段时间里，他每天下班后赶去监督她服药。

　　不发病的时候，阿兰在某商场附近摆摊给手机贴膜，在顾薛磊的协调下，城管队给阿兰寻找合适的摊点，既不影响市容，又能遮风挡雨。阿兰说现在最担心的就是孩子的学业问题，又是顾薛磊牵线请家教上门补课。顾薛磊每周都要去看她们一次，有时实在太忙，“我就开车绕到摊位附近远远地看一眼，确定她们过得还好。”

　　被人当作“化缘法官”

　　在外人看来威严的法官却碰到过很多委屈，顾薛磊经常被人冷落。他是民政、街道部门都熟知的“化缘法官”，只要他一进门，一些办事人员便拿起报纸，不理不睬。没有凳子，没有寒暄，更不要提一杯茶，顾薛磊只好自己拉过一个凳子，耐心地等待对方看完报纸。“我是敲法槌的法官，又不是为了个人私利来求你。”顾薛磊坐在冷板凳上五味杂陈。但只要一开庭，一看到那些遭遇了人生重大挫折的当事人还有孩子求助的目光，所有的委屈不快又被抛到九霄云外，“每一个需要我帮助的人都会触及我心灵的一个软肋。”

　　在顾薛磊身上还发生过被当作小偷的“乌龙事件”。

　　顾薛磊在2009年办理了一起抚养费案，读幼儿园的小斌是案件的原告。判决后，小斌的父亲不履行法律义务，长期拖欠抚养费。2011年小斌的母亲再次起诉增加抚养费，同时又申请法院强制执行。顾薛磊提醒她，孩子父亲连支付抚养费都勉强，根据他的收入情况根本无力再增加抚养费，告了没有意义。小斌的母亲说，她是为了一口气，既然顾法官这样说就不告了，她当时就撤回起诉。临别时，顾薛磊询问小斌的外公外婆是否安康，没有想到小斌妈妈眼圈发红，她说父亲在半年前患肝癌过世了。顾薛磊一阵唏嘘，“我一定会再次上门看望孩子的。”

　　暑假的一天，顾薛磊利用外出培训之际，身着便服带着礼物赶赴小斌家，没想到小斌家铁将军把门。等了足足2个小时，还是不见人影，顾薛磊转身准备离开。“你别走！我已经注意你很长时间了，是不是来踩点的小偷？”有邻居挡住了顾薛磊的去路。“我是长宁法院的法官，来回访的。”顾薛磊急忙解释。

　　“长宁区法官跑到闵行区来干什么？不可能的！”顾薛磊拿出工作证。“工作证也可能是假的！”有人扭住顾薛磊，急中生智的顾薛磊冲出一句话：“这家老先生是个回沪知青，半年前肝癌过世！”人群顿时停止了喧闹。“没想到长宁区法官这么好，还给当事人送东西！”

　　“小儿科”做成“大文章”

　　已过不惑之年的顾薛磊和大多数法官一样，从书记员做起，曾经开着车满街送达诉状，默默无闻地跟着师傅做调解、写判决书，然后没日没夜地备战司法考试，之后又静静地等候提任助审员，直到有一天，顾薛磊终于披上法袍。顾薛磊至今还记得披上法袍那一霎的心情，“有着一份激动，更多地是一份责任和使命。”

　　和长宁法院少年庭这个荣誉集体一同成长的顾薛磊曾经说过，要把“小儿科”做成“大文章”，更希望自己在审判实践上有突破、被认可，“法官首先业务要精，否则心再热也只能算是调解员。”在少年庭的8年时间，顾薛磊共审理了1100多件案子，每一件都判得小心翼翼。

　　去年5月，顾薛磊审理了本市首例未成年人监护人变更案件。周老先生到法院要求剥夺曾经的养女的监护权。周老先生夫妇婚后多年没有生育，1978年收养了一女婴，取名周某。成年后的周某开始吸毒，偷窃家中及邻居的钱财。2000年，周老先生夫妇与养女解除收养关系。2005年，周某非婚产下一名女孩，她甚至连孩子的父亲是谁都不知道。周某将女儿交给周老先生夫妇后一走了之，房子也被她卖掉，至今下落不明，孩子的生活费等都是由老夫妻支付。如今孩子已读4年级，成绩优秀。垂暮之年老夫妇有块心病，不为孩子解决户口和身份，会影响她今后的学习和生活。

　　这个案子最大的瓶颈在于，周老先生夫妇已与养女解除了收养关系，他们与小女孩没有任何关系，他们是无权提起诉讼的。顾薛磊与庭里同事商议后，让老先生变更诉讼请求，将剥夺周某孩子监护权改为变更监护人。周老先生所在居委会出具证明，证实老夫妇俩与女孩是“有密切关系的朋友”，按照相关法律得以立案。

　　去年11月，法院依法作出缺席审判，撤销了周某监护人资格，变更周老先生夫妇为孩子的监护人。“这个案子从立案到审判实践都是摸索着走过来的，为了保护困境中的孩子，就要在法律框架内有所突破，或者说是‘曲线救国’。” 本报记者 袁玮

　　【记者手记】

　　已年过40岁的顾薛磊长得很“萌”，圆圆的脸庞，始终笑眯眯的。他的内心也有着孩童般的真诚和良善。“我很爱孩子。”在顾薛磊的心里，保护未成年人的权益就是保护国家的良心。威严的法律也许是冷冰冰的，但是把法律的人性化体现在当事人心中，法律就是温暖的。

　　感动了当事人的顾薛磊也常常“被感动”。这种感动，大多来自于他的“孩子”。有一年中秋节，他去看个孩子，孩子拿出一只月饼，认真地说：“‘爸爸’，你每年都来陪我过节，不能陪你的老婆和儿子。这只月饼是让你带回去给他们的。”顾薛磊的眼睛湿润了。为帮助一个生白血病孩子诉讼亲生父母抚养费，顾薛磊不仅设法维护了孩子的权益，审判结束后还为孩子治病奔波，孩子的祖父母说：“你为我们做了这么多，没什么可以回报的，我们身后就把遗体捐出来，为社会做点贡献吧。”

　　顾薛磊这样说：“法官爸爸是一项爱的接力，我要跑好我这一棒。”（袁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