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一丹对话河北小记者 讲述话筒与声音的故事

　　中新网石家庄7月26日电 (高红超)“我遇到了一个变化着的时代。变化着的时代是成全记者的，是成全媒体人的。”

　　谈及新书《我遇到你》，敬一丹对书名背后的涵义做出上述阐释。25日，央视前著名主持人敬一丹来到石家庄，做客“燕赵讲坛”，在石家庄图书大厦举办签售会，并接受了河北小记者们的采访。

　　“您小时候的梦想是什么？为什么选择记者这个行业？”

　　“敬一丹阿姨，您现在是不是适应退休了？下一步有什么打算呢？”

　　“您在央视这么多年，最大感触是什么？我也想做记者和主持人，有什么秘籍可以传授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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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记者们的平均年龄十岁左右，面对他们的“专业”问题，已经60岁、在央视工作了27年之久的敬一丹连连称赞，“后继有人”。

　　敬一丹回顾了自己的职业生涯。10岁开始与话筒结缘，并与话筒相伴30多年的她对于话筒与“声音”有着独特的理解。

　　小学三年级时，学校选小广播员，敬一丹第一次知道世界上有一种东西叫做话筒。后来，她成为哈尔滨市第44中学毛泽东思想广播站的小广播员。做知青时，又相继到工地、林场做广播员。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大干快上，护林防火”、“反击右倾翻案风”、“批林批孔”；“把四人帮造成的损失夺回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万元户”……

　　不同年代敬一丹在话筒前所发出的声音带有鲜明的时代印迹，从一个侧面记录了变化着的时代。

　　在做《焦点访谈》栏目的时候，敬一丹每天要面对从四面八方寄来的观众来信。

　　“信封上的地址越长，越说明它是角落。”敬一丹说，例如，给他们写信的地址多是这样的，某省某市某县某镇某村某村民小组。“这说明什么呢？到底了。”

　　敬一丹说，信经过千山万水走到了他们编辑部，而打开信以后，经常是一串签名，一张纸都是红手印。

　　“每一封观众来信，反映的都是底层草根、最缺少沟通渠道的人群的声音。”敬一丹说，日复一日天天面对这样的观众来信，让她产生一种难以承受的沉重感。

　　让她感到郁闷的是，一年才365期节目，这些信件并非都能变成节目线索。

　　在她哀声叹气时，有同事提醒她，“他们给你写信，不就希望你能传播吗？就算不能变成节目，也可以把信变成一本书啊。”

　　1999年，敬一丹从成千上万的观众来信里选择了150多封信编辑成书，覆盖了1998年中国社会的热点问题，“腐败、环境污染、教育、贫困、国有企业改革、下岗再就业，都是当时的热词。”

　　在编辑《声音》一书的过程中，敬一丹觉得自己好像听到众声喧哗，“这些声音都是很不容易才发出来的，也只是因为在《焦点访谈》主持人的位置上我才能听到。”她说，听到这样的声音，并不是目的，如果到她这，声音没有传播出去，就辜负了这些发出声音的人们的期待。

　　“每个生命都有权利发声”，敬一丹想替这些人表达。

　　敬一丹说，《声音》没有产生在50年代、60年代、70年代，恰恰在《焦点访谈》初具锋芒的年代出版。“一个社会中我们能够听到不同的声音，这是一种健康的生态。”

　　“越是底层的人，他们的声音越不容易被听到，媒体人不但要去听，而且要用我们的传播优势去传播放大。”敬一丹说，编辑《声音》让她慢慢形成一种职业自觉，倾听“角落里的声音”，传播和放大弱者的声音。

　　“今天舆论监督的主战场，已经从当年的《焦点访谈》变成遍地开花，有很多转移到了网络世界。”敬一丹对日新月异的媒体变革有很深体会，她说，自媒体出现以后，人人可以发声，谁都可以是记者，这也给电视人带来很大改变，曾经在舆论监督高地的《焦点访谈》也面对着巨大考验。

　　敬一丹觉得，退休后她写作的新书《我遇到你》既是对一个电视人职业生涯的回顾，更像是二三十年来人们共同经历的时代变化的一种记录。

　　敬一丹感慨地说，小学四年级她赶上文革，后来在小兴安岭度过五年知青岁月，之后又赶上工农兵学员，很幸运地是她后来遇到了话筒。“越是变化着的时代媒体人就越有作为的空间，我恰恰赶上了。”(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