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审结刑事速裁案五百件 危险驾驶犯罪超六成

图为济南市历下区法院适用刑事速裁程序审案现场。

　　记者今天从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获悉，自开展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试点以来，济南全市法院共审结刑事速裁案件500件509人，绝大部分都在7个工作日内审结，诉讼效率大幅提升。

　　面对审判实践中出现的问题，济南法院因地制宜，进行了有益探索，成效明显。比如市中区法院创立量刑磋商制度，即对于起诉书的量刑建议，如果法院认为过重或过轻，被告人认为太重的，不搞“一锤子买卖”，允许磋商，只要在开庭前各方意见一致，就可以适用速裁程序。但仍有部分问题亟待顶层设计，需要对刑案速裁程序相关规定作出进一步的解释与修改。

　　6成案件5个工作日审结

　　据了解，济南市中院把刑案速裁程序试点工作划分为筹备启动、全面推开、提高完善及总结评估四个阶段，目前已完成前两阶段工作，正在努力推进第三阶段工作。

　　2014年8月27日，济南法院正式启动试点筹备工作，先行在天桥、市中两个基层法院开展试点。去年11月20日，在试点成功基础上，济南在全市11个基层法院全面推开速裁程序审理刑事案件。

　　今年5月，济南市中院编发《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试点工作材料汇总》，其中包括中央、省、市三级层面的相关规定，以及《送达起诉书副本笔录》《适用速裁程序决定书》等诉讼文书样本。

　　截至6月20日，济南市先行试点的两家法院审结257件259人。全面推开以来，11个试点法院共审结451件459人，平均每个法院审理41件46.3人，占同期审结全部刑案的23.33%。

　　济南法院审结的500件刑事速裁案件中，64.4%的案件在5个工作日内审结，35.2%的案件均在7个工作日内审结，两件为10个工作日审结。其中，天桥区法院审理的速裁刑案全部在5个工作日内审结。

　　从适用罪名看，许可试点的罪名中，目前出现了8类，罪名案件数量最多的前三名分别是危险驾驶罪323件，盗窃79件，故意伤害46件。过失致人重伤、非法拘禁、行贿犯罪及其他的4类罪名尚未审理过。

　　在案件审判质效上，对48.6%(包括免于刑事处罚)的被告人适用了非监禁刑，量刑较为均衡。500件案件中，仅有3件以量刑过重提出上诉，济南中院维持原判。

　　济南市中院刑二庭助理审判员王国辉说：“刑案速裁程序让法官尝到了甜头，不仅相关案件审判周期大幅缩短，而且部分诉讼文书得到简化或删减，切实减轻了法官负担。”

　　实行庭审两分两总模式

　　据介绍，刑案速裁程序审判实践中面临着诸多问题。为此，济南市各基层法院积极探索，最典型的创新便是庭审“两分两总”模式，即集中核实身份、集中告知诉讼权利、分别进行案件审理、分别宣判被告人。

　　王国辉说：“在筹备启动阶段，天桥区法院采取‘四个分别’庭审模式，市中区法院采取‘两集中一分别一集中’庭审模式，但我们最终推广的是‘两分两总’庭审模式，避免了‘一案一审’庭审模式下程序过于繁琐重复，也能摆脱市中区法院模式下类似审理共同犯罪的质疑。”

　　王国辉认为，缓刑的判后执行问题应引起关注。目前存在的问题是判前没有社会调查的，司法行政机关以不能落实居住地为由不愿意接收，或者接收后经调查，被告人又到其他地方工作或生活了，即被告人流动性太大影响缓刑执行。

　　对此，市中区法院探索创新，建议公安机关、公诉机关在侦破案件时，不能简单以被告人供述落实居住地，要有居住地居委会、村委会的证明，并得到当地司法所的确认。

　　在简易程序转速裁程序上，市中区法院明确对于简易程序如果发现可以适用速裁程序，而公诉机关起诉书中量刑建议不明确的，可以发函征求公诉机关意见，公诉机关应通过复函方式予以答复，载明量刑情节和量刑建议。

　　建议速裁案件一审终审

　　王国辉坦言，目前刑案速裁程序试点中出现的诸多审判问题，在现有规定之下，仍难以破解，需要顶层设计对刑案速裁程序相关规定作出进一步的解释与修改。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印发的《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试点工作座谈会纪要》规定，刑案速裁程序启动应以检察机关提出建议为主。检察机关没有提出的，人民法院认为可以适用，在征得检察院、被告人同意后，也可以决定适用。王国辉认为，这样的规定导致程序启动主体较为单一，目前由被告人、辩护人，特别是法院作为启动主体的案件仅为3件。

　　王国辉说，刑案速裁程序启动以检察机关提出建议为主，也一定程度上解释了目前审理数量上地区差别大、前紧后松现象。截至目前，天桥、市中两个基层法院审结的速裁刑案均已超过100件，其他9个基层法院多的已适用30件以上，少的仅有十几件。还有的法院前期适用较多，近期数量减少。

　　王国辉建议，适用速裁程序的案件实行一审终审。“由于‘两院两部’试点办法没有规定二审审限，我们只能从法官的朴素观念或者举重以明轻的角度出发，考虑二审期限不宜超过一审期限”。从目前已审结的3起上诉案件看，既有法院量刑技巧和方法问题，比如卡着公诉机关量刑建议的上限量刑，也有被告人基于种种动机而上诉，比如对量刑建议同意的反悔问题，单就量刑上诉。

　　王国辉认为，保障被告人的程序选择权、量刑知情权，甚至磋商权的情况下，被告人或者公诉机关就不能以量刑重为由上诉，否则不仅造成司法资源浪费，而且被告人有违之前承诺，属于失信行为。

　　“因此，我们建议刑事速裁案件实行一审终审。如果以发现新的事实或证据为由上诉，完全可以通过审判监督程序予以救济。”王国辉坦言。

　　王国辉介绍，目前对刑案速裁程序的宣传力度还不够，不仅一些被告人对此不熟悉，导致法院在送达起诉书时需反复解释，法院的援助律师值班室发挥作用有限，甚至有的辩护人也不熟悉该程序，导致本可以适用速裁的案件没有适用。记者 　余东明 　本报见习记者 　徐鹏 　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