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养”翡翠能赚钱？ 四川2000余人受骗

　　“缴纳最低1万元的保证金，领回一块天然翡翠进行保管‘戴养’，就能每月获得2%的劳务费。”打着这样的幌子，刘文等人让泸州、南充、遂宁的2000余人上当受骗，非法集资6000余万元。最终,该案主犯刘文因集资诈骗罪被法院判处无期徒刑。

　　昨(11)日，记者获悉，在“法治中国·四川经典案例”评选结果中，该起“戴养翡翠，坐收红利”的非法集资案被评为“经典案例”。

　　诱饵

　　为珠宝公司戴养翡翠

　　2009年8月，刘文与朋友共同出资成立云南玉灵宝之堂珠宝有限公司，并于两年后通过增加注册资金等方式，成为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职位为执行董事兼经理，主要经营珠宝玉器、工艺美术品、针纺织品、日用百货等。

　　刘文先后在泸州市、南充市、遂宁成立宝之堂分公司，以玉器戴养业务为名收取不特定人员资金。

　　泸州、南充、遂宁三家分公司成立后，公司员工先后在当地城区人流量较大的商务中心，通过散发宣传单、宣传画册，向不特定人员(特别是针对中老年人为重点宣传对象)等进行宣传。

　　宣传过后，公司员工鼓动不特定人员投资购买其公司提供的翡翠玉器进行戴养，最低缴纳资金为1万元，上不封限,并承诺每月按所缴纳资金的2%支付“劳务费”，合同期限为一年，期满后将所领玉器交回公司就退还本金。但是，绝大多数人员缴纳资金后怕损坏玉器要赔偿，并未领取玉器戴养，而公司将就这些玉器，继续诱骗其他人缴纳资金，并签订《翡翠戴养合同》。

　　此外，刘文还谎称公司在四川康定县有矿山、云南腾冲有加工厂，并带客户到当地参观,又称公司与众多珠宝公司同属某著名公司旗下，可能几年内在香港包装上市，给投资人员一个投资无风险的假象。

　　提成

　　级别越高回报越多

　　南充、泸州分公司以所收取玉器押金的20%至26%不等给业务经理、业务主管、业务员提成。

　　遂宁分公司募集资金期间，以高额回报为诱饵，聘请了一些人缘好又有一定宣传号召能力的客户为“理财顾问”，并发予所谓的理财顾问聘书，按照理财顾问发展业务的多少分为初级、中级、高级三个级别，以所发展业务的1%、2%、3%为回报率。

　　该分公司共聘请理财顾问100多人，采用顾问与业务员口口相传的办法以及客户对“顾问”的信任程度广泛向社会宣传，鼓动社会不特定人员积极缴纳资金。

　　集资

　　总额高达6000余万

　　2011年，刘文虚假宣传、私自制作“中国著名品牌”、“诚信经营质量信得过优秀示范单位”、“中国珠宝行业领先示范企业”三块铜牌的行为，被当地工商局给予过行政处罚。但其通过组织各种活动诱骗被害人，掩盖公司没有任何投资盈利性收入的情况，虽每月给客户发放了劳务费和中止合同的退费，但实际是采取“拆东墙补西墙、边集资边返还部分资金和利息”的手段。

　　通过审讯，刘文交代其云南玉灵宝之堂珠宝有限公司、泸州、南充、遂宁三分公司在康定、腾冲并没有矿山和加工厂,并与宣传的香港众多珠宝公司之间没有任何关系;对于公司所推销的玉器，实际是在成都、昆明批发市场进购，价格在几百元、几千元不等，但其与客户签订的“翡翠戴养合同”中,虚假承诺为“纯天然翡翠(A货)”，并在所开分公司的专柜展出且最低标价1万元以上。

　　案发后，泸州地区有81人、南充地区有371人、遂宁地区有1608人分别向公安机关报案。

　　经查,刘文以云南玉灵宝之堂珠宝有限公司为依托设立的泸州、南充、遂宁三家分公司，在开展玉器戴养业务非法集资期间至案发，共收取社会不特定人员资金6242.68万元,期间已返还“劳务费”和退合同款共计427.885万元,尚欠集资款项5814.795万元。

　　截至目前，遂宁公安机关已追回赃款1342.4118万元。但因刘文将大部分钱用于还贷款、放高利贷、公司员工高额提成、分公司日常开支运转、寻宝被骗等，致使大部分资金无法追回。

　　判决

　　主犯被判无期徒刑

　　一审法院认为,刘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欺诈的手段，以养玉为名先后在泸州、南充、遂宁等地成立分公司非法集资，集资后用于生产经营活动的资金与筹集资金规模明显不成比例，导致其大部分集资款无法返还，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集资诈骗罪。公司员工杨力强等5人在刘文的指使下,以高额回报“劳务费”为诱饵向社会公开集资，扰乱金融管理秩序，其行为均已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刘文组织、领导集资诈骗活动，应对公司全部集资诈骗金额承担法律责任。

　　一审法院以刘文犯集资诈骗罪,被判处其无期徒刑;杨力强等5人因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判处2年到8年不等的有期徒刑。杨力强提起上诉后，二审法院维持一审判决。

　　(文中人物系化名)

　　案例点评>>

　　涉众金融犯罪需预防与打击并重

　　近年来，社会财富的规模增大和正规金融的服务局限叠加影响，使民间融资的体量显著增加。而随着民间融资市场迅速活跃的，还有以非法集资等为代表的金融违法犯罪活动。

　　省高院宣传处处长赖波军认为，群众社会法治意识淡漠、民众风险识别能力不足为非法集资违法犯罪活动提供了可乘之机，该案的法治意义在于提醒社会、当事群众以非法集资等为代表的金融犯罪的社会危害性，预防和打击涉众型金融犯罪需要并重。

　　本案是较为典型的非法集资类刑事案件，涉案金额6000多万元;受害人数千人;造成的经济损失4000余万元。由于受骗参与非法集资者以中老年人居多，许多人毕生的积蓄化为乌有，引发受害群众集体上访，对当地社会稳定造成极大危害。司法机关依法对刘文等人的非法集资犯罪行为进行了严惩，为被害群众追回了部分损失。（四川法制报 记者 周夕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