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新群体生活实录：折射时代新变化

　　随着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我们的生活也在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都市“骑行族”、城市“蹭网族”、海外“老漂族”都是在新环境下诞生的新群体，他们身上打着经济、科技、生活方式变化的多重印记，值得我们走近和关注。

都市“骑行族”的生活新主张

　　■ 半月谈记者 叶健 关桂峰

　　如今，在很多城市里，地铁越修越长、公交越来越多、网约车和出租车也尽在“掌”握，但仍有越来越多的人选择自行车出行。如今，骑车通勤、骑行周边游，甚至远赴新疆、西藏寻找不一样的自我……骑行俨然成为一种新的生活时尚。

　　骑行是一种生活方式

　　如今，不少人将骑行视为主要的健身方式，只要能骑自行车，就绝不坐汽车。家住上海的周小姐每次出门前都会打开手机地图查询路程，只要距离在10公里以内，二话不说就骑车出门。

　　对于一些资深骑友来说，骑行更是一种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

　　“像我这么大的北京人都是骑车长大的”，北京市民杨先生告诉记者，“现在骑车对我来说，更像一种生活方式。上下班，以及不算太远的地方我都会骑车去，舒服、快，不会有堵车时候的糟糕心情。”

　　“我一直把骑行视作一种生活方式，从小就喜欢在路上一边骑行一边思考的感觉，现在上下班来回30多公里，骑车出一身汗，再去冲个澡，绝对精神百倍。”在上海工作的吴心远说，几乎是每到一个城市，无论是出差还是旅游，都会先去租一辆单车。

　　骑行中的诗和远方

　　2012年，受一位前辈启发，吴心远给一家知名自行车品牌写了一封邮件，谈了很多关于骑行的梦想和热爱。让他没想到的是，一周后，这家公司的相关部门联系到他，送了他一辆旅行自行车，还送上了一句“祝你完成梦想”。

　　那一年的毕业旅行，吴心远一路向南，一个人从天津骑车回到浙江。在长达1900公里的回乡路上，他见识各种风土人情，“去了很多一辈子再不会去的地方，见了很多一辈子再不会见的人。漫漫长途，经过6个省市，每一米都留下自己的车印和汗水。以至于快到终点时，我根本不想结束。”

　　当记者联系安徽小伙杨易时，他正在从广东骑车前往西藏的路上，刚刚到达一个小城。八千里路云和月，谈及为何开始骑行，杨易已经说不太清，他只记得那时创业失败，极其沮丧。所以，他选择了骑行，让自己的身心都能够放松下来。

　　如今正在川藏线上奋力骑行的杨易，一路快乐而充实，每天清晨，他只需要知道自己的方向和目标，然后就可以开启一天的旅行。

　　吴心远对此也感同身受，“每一次都有新的骑行体验。抛下日常的工作，和单车一起被‘丢’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只知道起点和终点，去迎接未知和新奇，那感觉不能更赞。”吴心远说。

　　都市治堵新“神器”

　　除了健身和旅行，自行车也在成为缓解大城市出行难的“新药方”。

　　在上海，一种名为“摩拜单车”的共享自行车日渐风靡。与其他的公用自行车不同，“摩拜单车”可以骑到哪儿就停到哪儿。因为自行车上有GPS系统，用户在手机APP上可以看到离自己最近的可共享单车，然后用APP扫一下车身上的二维码就可以开锁。

　　“摩拜单车”CEO王晓峰告诉记者，现在每天在路上行驶的汽车数以百万计，但不少车一次出行的车程在5公里以下。“并不是因为大家都喜欢乘车出门，而是因为除了汽车之外，没有更多的选择，我们就是要解决这5公里的出行问题。”

　　显然，自行车是解决短途出行的不二之选。不过，很多城市对“骑行族”们还不够“友好”和周到。

　　周小姐就向记者吐槽，现在上海的自行车道太少太少，一些主要路段根本没有自行车道。已有的自行车道设计也有问题，不少都是断头路，或者自行车道突然变成公交专用道，再过一段路又是自行车道，这既不科学又不安全。此外，自行车道被占用的情况也很普遍，有些道路的自行车道几乎全都停满了汽车。

　　如今，骑行不仅成了一件时尚的事，也因为环保、健康获得政府的支持和鼓励，但是，如何让“骑行族”更自由安全地在城市里骑行，城市管理部门可以做的事情还有很多。※

城市“蹭网族”：何处安放精神世界

　　■ 半月谈记者 董小红 李金红

　　在我们觉得“不可一日无网”的今天，一些流动人群，成为城市里人们并不熟知的“蹭网族”。在大型商场、餐馆和一些单位附近经常会出现他们的身影，他们只想蹭网。

　　虚拟世界的安慰

　　手指飞快地在手机上敲打着，不时看着屏幕笑笑，在四川成都市锦江区的一间出租屋里，20岁的李林正躺在床上玩手机。夜幕降临，这是他每天工作后最快乐的时光。

　　“工作很累了，回来什么都不想干，就想躺着玩手机。”李林说，睡觉前一般都会打打不需要流量的单机游戏，看视频、图片新闻什么的都太费流量。有时他们也会蹭下邻居的网，但是信号一般不太稳定。

　　李林家在成都郊区的金堂县，父母远在外地打工，家里只剩下爷爷奶奶两个老人。去年，他开始到城里的餐馆打工。“工资不多，但是包吃住，有点零花钱，挺好。”李林说自己很容易满足。

　　李林住的这间出租屋位于闹市的一个老旧小区，是他打工的餐馆老板租下来的员工宿舍，十多平方米的房间里，没有电视，挤了五六张床。屋内灯光昏暗，没有人抬头，没有人说话，屏幕的光亮在黑暗中照亮了每个人的脸庞。

　　“休息的时候，大家偶尔会一起去网吧打游戏。但是，网吧有点贵，一起去一趟要花几十到一百多元，我们一个月才挣一千多元，消费不起。”李林说，因为他们都是打短工，也没人愿意自己掏钱包月包年装宽带，关键也是为了省钱。

　　李林说，一个月包月的手机流量太少了。于是，上白班的他和同住的伙伴们经常在收工后去大商场转悠，“不买东西，就是为了享受免费的WiFi。”他有些不好意思，但随后又理直气壮，“商场的WiFi本来就是免费开放的嘛！”

　　李林说，附近商场、餐馆都是他们常去蹭网的地方，有时候会一直待到打烊，回来倒头就睡。

　　蹭网的无奈

　　在广州一家私企打工的王宁(化名)也是“蹭网族”。不高的工资扣除吃穿住行，所剩无几。手机费要节省，群租房的网络带宽又根本不足以支撑二三十个终端，连接不上网络是常事。为了能够畅享网络生活，王宁有时候下班也会故意拖延，“但也不敢天天都待特别久，怕老板觉得我效率太低，把我给炒了，于是我就经常去商场、饭店蹭网。”王宁说，他特意节衣缩食把家门口不太贵的饭店都吃遍了，就是为了吃饭时方便问到WiFi密码，“有时实在没地方上网，又舍不得进去吃饭，就在饭店门口蹭一会儿。”

　　虚拟世界给李林单调重复的生活增添了色彩，“对着手机，就像是找到了另外一个好朋友，在网上可以写自己的心情，上QQ和陌生人聊天，经常聊到深夜。”李林说，这样漫无目的、彼此不知身份的聊天让他感到安全，没有人知道你每天要洗多少碗，大家说的都是心情，很有共鸣。为了跟陌生的QQ好友多聊会儿天，他几乎每天都要去附近的商场里蹲着蹭网，“有网有空调，很舒服。”李林说，这就像是他的一个根据地，虽然商场里的人来来往往，但是没有人注意到他。

　　蹭网，也有令他苦恼和尴尬的时候。“商场晚上10点关门，冬天更早，时间太短了。”李林说，有时候和网友聊得正火热，商场打烊了，流量又用完了，不得已下线，第二天下班赶紧奔到商场再上线，对方已经把自己删了。为了在商场里用起来更有面子，李林还攒钱买了个二手苹果手机。

　　在餐馆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餐馆里的服务员都认得我们，见了就给脸色，喊我们快点走。”李林说，这时候，他们就点杯小饮料，一坐就半天，服务员也无可奈何。

　　对于“蹭网族”来说，蹭网是一件方便又开心的事，但有时会给被蹭网的人带来一些烦恼。

　　记者走访海南省海口市望海国际商场，一些服装品牌店老板告诉记者，不少“蹭网族”来到店里，看似买东西，试完衣服后便问WiFi密码多少，然后坐在休息区拿着手机“刷网乘凉”。“我们不好意思催顾客走，店里面积有限，随着蹭网的人越来越多，就会影响营业，被逼无奈我们只能不断修改密码。”

　　关注流动人群的精神需求

　　《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5)》显示，预计2020年我国流动迁移人口将逐步增加到2.91亿，年均增加600万人左右。中国传媒大学文化发展研究院教授张春河认为，流动人群的蹭网现象反映出当前我国公共网络供给与需求之间存在脱节，国家还需在硬件设施上尽可能铺开，加大公共网络建设投入力度。

　　方便实惠的同时，“蹭网族”也面临着一些看不见的安全隐患。

　　北京中伦(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李心蕙认为，一方面，蹭网很容易造成个人信息泄露，二是如果占用单位WiFi资源，有时候由于手机不小心下载了木马软件，在联网的过程中攻击并盗取了单位信息，就会比较麻烦。

　　城市“蹭网族”的背后，是流动人群精神世界无处寄托的困惑。业内专家表示，满足流动人群的精神文化需求，需要开拓更多的形式和内容，不断丰富流动人群的业余文化生活。其中，政府购买服务为流动群体提供精神文化服务就是解决之道之一。※

海外“老漂族”：一切为了孩子

　　■ 半月谈记者 刘旸 张曦 陈旺

　　我国已成为留学生输出大国，随着在海外工作学习的年轻人逐渐结婚生子，为了照顾儿孙，不少留学生的父母来到异国他乡，成为海外“老漂族”。不管是短“漂”还是长“漂”，尽管状况不一，但海外“老漂族”数量的上升趋势正越来越明显。

　　以孙辈需要为第一原则

　　来自大连的温之雅与爱人在日本留学工作了10年。今年年初，儿子诞生后，温之雅的妈妈随即从大连赶到东京，帮忙照顾外孙。温妈妈此前很希望女儿女婿能够回国工作，后来她尊重了孩子们的选择。

　　56岁的福建福清人陈国祥没有想到，自己第一次踏上日本的土地，是去为外孙女当“保姆”。30年前，陈国祥与许多同龄人一样，醉心于出国务工。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他最终还是没能拿到日本签证。

　　30年后，陈国祥的女婿东京大学博士毕业后，入职东芝公司，女儿则在日本做起了全职太太，专心抚养两个淘气的小外孙女。最近，由于大外孙女夜里经常哭闹，陈国祥决定去日本帮女儿的忙。

　　“漂”在海外

　　陈国祥在日本的日子简单、平静，每天最重要的事就是哄外孙女吃饭、睡觉。偶尔跟女儿外出购物，服务员的热情让陈国祥有些局促。“试穿鞋子时，服务员跪在旁边，一边帮忙系鞋带，一边比划着鞋子各个部位，虽然介绍很详细，但我听不懂。”30年前翻烂的日语大辞典，并没有教会他日语听力。陈国祥坦言，自己不喜欢外出，因为啥都听不懂。

　　每天傍晚，外孙女总会吵着要到马路对面的小公园里玩。就是这个两亩大小的社区公园，成了陈国祥在日本少有的与外人接触的场所。在社区公园里，陈国祥认识了探亲期间唯一一位朋友：马来西亚籍华人老林。老林比陈国祥年长四五岁，原来是做外贸生意的，儿子儿媳在日本工作。这次与老伴一起来照顾生孩子的儿媳。第一次在公园碰见时，老林主动上前打招呼，先是用日语，随即改口用汉语，这让陈国祥很亲切：总算在日本有一个能够说话的朋友了。

　　老林主动介绍了家庭成员、住址后，向陈国祥要了电话，隔几天就邀请他与老伴、孩子一起吃饭。“日本这边人生地不熟，我们多认识一下，以后互相好有个照应”，这是老林常说的一句话。回国时，陈国祥说，看着留在日本的女儿一家子，自己脑海中也常常浮现老林这句话。

　　如今，像老林和老陈这样被动“漂”在海外的父母慢慢多起来。他们“漂”在海外，负责照料儿孙的生活起居。与年轻人相比，“大叔大妈”们的生活单调、乏味，甚至有些冷清、孤独。

　　归宿还在国内

　　家住西安的屠女士，今年春节一过就飞到美国洛杉矶给女儿带孩子，这已经是她第三次往返于国内和洛杉矶了。屠女士的女儿从读研究生起就生活在美国，毕业后嫁给了当地人，还生了可爱的混血宝宝。

　　屠女士在美国的生活繁忙而辛苦，从做饭到看孩子，她一个人全包了，为的是不让上班的女儿女婿操心。即便如此，最初因为育儿理念的差异，屠女士还是和洋女婿产生了严重的分歧。洋女婿对岳母用热水给孩子冲奶粉表示不理解，因为在美国大都用凉水冲奶粉，但屠女士认为这样会让孩子吃坏肚子。

　　时间久了，洋女婿越来越感谢中国岳母所做的一切。屠女士也一直提醒自己，要尊重美国传统，不干扰女儿女婿的决定，所以家庭关系一直比较和睦。不过，屠女士觉得，虽然在海外生活条件好些，但是对于她这个年纪的人来说，还是有点找不到归宿的感觉。她表示等外孙大些，自己还是要回国生活。

　　除了语言不通外，文化习俗、生活习惯等方面的差异让不少海外“老漂族”比较难以适应。曾在日本工作生活多年的厦门大学日本研究所所长王虹说，准备出国的父母亲们最好在出国之前接受一些欲前往国家相关知识的培训。如长期在外生活，可考虑拜访当地的华人华侨，向他们讨教一些注意事项，学习一些诸如日常起居、出行购物、医疗服务等必要的当地常识，既提高生活品质，也可避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