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规划师大数据解读：解决回龙观通勤要解放太太？

　　然而，一次“回龙观为什么被掏空”的演讲生成的文章，迅速让规划师茅明睿成为“网红”。他把我们的城市生活与大数据紧密相连，回龙观的码农为什么“被掏空”、南锣鼓巷的游人为什么愁眉不展、大栅栏的大爷大妈为什么喜欢去菜市场买菜……都可以通过有趣的大数据解释。

　　和传统的、典型的规划师不同，茅明睿将“高大上”变成了“接地气”。在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的咖啡厅，茅明睿跟北京晚报记者聊起了他“下得去社区、玩得转数据”的非典型规划工作。

　　样本故事

　　回龙观为什么比望京“宅”

　　在茅明睿面前，泡着一壶清茶，就像他在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十几年的工作，清淡而略失波澜。2013年11月开始，茅明睿和几位志同道合的规划师成立了北京城市实验室，开始尝试用大数据定量地研究城市生活。紧接着，他又成为“城市象限”的创始人，开始将定量的城市研究当做自己的主要事业。

　　“传统的规划师也会利用数据，如‘人、地、房’，但主要是地理、遥感信息。尤其关于‘人’，除了统计年鉴上的粗略数字，就再没有其他细节了。”茅明睿说，随着社交网络、智能手机、基站定位、移动支付等数字手段渗透进我们的生活，每一个人都会随时产生数字资源。“这些大数据已经被广泛运用在了精准营销、舆情监控等商业行为中，而我们正在做的是，把大数据运用在城市观察和运营上。”

　　“城市象限”接到的第一个项目就是回龙观，让茅明睿火起来，也是因为那篇演讲被回龙观居民大量转发。

　　2016年7月，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演唱的《感觉身体被掏空》因形象生动地反映回龙观生活而火爆网络。那时候，茅明睿的团队也正在做回龙观项目调研，为什么被掏空成为他们的切入点。

　　通过自主开发的“人际地图”城市智慧分析平台，回龙观的众多生活细节大数据，被拿来与同在城北但居住品质迥异的望京相对比。结果显示，回龙观的居民以在中关村打工的码农为主，他们与望京居民相比更宅。

　　为什么宅？回龙观的码农有话说，并不是码农孤僻无趣，而是回龙观社区的功能品质不高。通俗点说，就是家周围实在没什么可逛的，要逛得去更远的地方，对休息时间宝贵的码农来说无疑有种“被掏空”的感觉。

　　回龙观居民存在很显著的休闲活动外溢情况：主要流向五彩城、中关村欧美汇这些位于主要工作地周边的商业节点。与此相对，望京的居民休闲活动则主要集中在区域内，内部休闲比就非常高。家住回龙观的人，即使不加班，休闲时间还是会流浪在公司附近的商场消磨时光，而不愿意回到家附近逛街；而家住望京的人，大部分会在下班后选择回到离家不远的地方进行休闲活动。

　　回龙观的商业设施不但数量少，等级也偏低。以餐饮为例，不论从评分、人均消费，还是设施密度，都与望京有着全方位的差异。从餐饮业态多样性指标来看，望京的3.39超越回龙观的3.27，表明望京的业态种类更多元。

规划师，似乎总与线条、坐标、图纸等等有关，是一个典型的“高大上”职业。

　　解决方案

　　解决回龙观通勤得解放太太

　　数据让茅明睿团队发现回龙观与品质高的社区在哪些方面存在怎样程度的不足，也能让围观的吃瓜群众更感同身受地体会“家住回龙观”为什么会感觉身体被掏空。

　　知道了为什么，接下来就是怎么办？茅明睿支招——解放码农们的太太。看起来似乎莫名其妙，但其中却有数据支撑。

　　首先，回龙观居民的日常通勤又远又憋屈。通过公交IC卡数据，从回龙观区域地铁站上车的人，主要都从西二旗、五道口、知春路、西直门和上地这几站下车上班去了。开车的情况也好不到哪儿去，从导航软件实时路况看，从回龙观到西二旗和中关村必经的京藏高速以及相关主路支路都严重拥堵。

　　与望京相比，发现回龙观的早高峰要比望京平均早15分钟；回龙观居民下班到家的时间也明显晚于望京居民。同时，回龙观居民内部通勤的比例远低于望京；而且回龙观的平均通勤距离是10.9公里，远高于望京的8.6公里。回龙观的通勤离散度还高，说明有一部分人上班很近，有一部分人上班非常远。

　　谁上班近？码农，他们在上地、西二旗、中关村工作，平均通勤距离只有7公里。

　　谁上班远？从事娱乐、医疗、综合商业、文化、体育等行业的居民，他们占回龙观通勤人口的27.5%。

　　茅明睿分析，很少有年轻小两口儿都以写代码为生。所以那些从事着“娱乐、医疗、商业、教育、商务”的远距离通勤人群，很有可能是码农的太太和女朋友们。于是，就有了解放太太的“歪招”。

　　“解决通勤问题的常见方法，就是增加回龙观的就业岗位。我们的建议，不是增加软件开发的岗位，而是为太太们定向增加娱乐、医疗、综合商业、文化等行业的就业岗位。”茅明睿说，让太太们留在回龙观工作，她们就能有更多时间休闲，进而给商业带来更多客流和活力，提升社区品质，又创造更多太太们的商业、娱乐、文化等就业机会，形成良性循环。

　　采集方式

　　人是世界上最智能的传感器

　　看起来并不“高深莫测”的回龙观项目，整个团队却耗时6个月，论文改稿8次，前期数据准备时间长达2年。

　　难度最大的，一个是获取数据，一个是处理数据。“我们就像厨师，大数据是我们的菜，而菜谱得我们自己发明，因为之前没有人把大数据运用在观察和运营城市上。”

　　获取数据的途径有很多，手机运营商、导航软件、摄像头、公交IC卡、购物网站等等，但每一个都得茅明睿去跑。有些数据很贵，比如手机运营商一个月的数据就接近100万元；有些数据很难拿到，比如街口摄像头隶属于6个部门。

　　当数据难以通过技术手段获取时，茅明睿就会想到用人。他觉得人，才是世界上最智能的传感器，所以他经常带着团队“下社区”。“我们使用高精尖技术，但不拘泥于此。有的观点认为用人很low，但是人可以边计数、边分析、边储存，还边移动。”

　　一个关于东大桥蓝岛附近五岔路口的项目，茅明睿觉得没有比人更适合的数据采集“工具”了。“手机运营商给的定位精度是500米，等于那个路口的行人在手机定位上是不动的。而IC卡只知道乘客在这里出站，却不知道他们出站是要去哪儿。”但通过人的观察和记录，关于这个五岔路口的行人流动，就可以精细化呈现。对这里的空间开发、交通布置等都有指导意义。

　　不管是回龙观、东大桥，还是大栅栏、南锣鼓巷、史家胡同，茅明睿的切入点都不大，但他觉得这正是一种合理的介入方式。

　　“过去，政府找规划师都是去咨询如何生产空间，但随着城市人口的调控，未来空间不再缺乏，缺乏的是内容。怎么把城市的存量空间运营好，让市民生活更和谐，是需要我们规划师出谋划策的地方。我们现在以社区入手，先把社区小空间运营好，就可以推广到各区，再推广到全市。等北京这么复杂的城市运营找到解决方案，中国的城市运营也不再是难题。” 本报记者 孙毅 D1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