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众筹变“众愁”尴尬何解？规范管理和追责机制

　　慈善众筹变“众愁”，尴尬如何化解？

　　近年来，个人求助类网络众筹信息不时在朋友圈刷屏，骗捐等负面新闻屡屡出现，真假难辨的求助让爱心人士产生质疑。针对这一现象，今年两会上，有委员直言：“遏制骗捐先要正本清源”。(见3月20日《工人日报》)

　　骗捐频频发生，说明网络众筹有着强大的生命力，这既是源于网络众筹的“门槛低、手续少、效率高”优势，也是国人乐善好施的品质表征。这种凝聚着道德意味的慈善形式，遭遇骗捐侵入时，我们显然不应以“这是硬币的两面”来解释，而应反思它存在的漏洞。

　　骗捐者大多会经历“想做、敢做、能做”三个阶段——想做对应着他们对外界环境的基本判断；敢做对应着内心的有恃无恐；能做则对应着外界约束的乏力。最严重的问题还是出在“能做”环节上，换句话说，骗捐除了利益的驱动外，更在于缺乏相应的规范管理和追责机制，让他们的“想做”得以落地开花成“能做”。

　　规范管理和追责机制应包括：一是平台的审核机制；二是违规的惩罚机制；三是法律的约束和预防机制。目前，申请众筹是有平台审核机制的，但这些审核大多停留在申请者的自我证明上，由于求证成本过高，平台方很难进行完整的求证。从惩罚机制来说，慈善法只对募捐行为进行了规制，而对个人网络求助行为，并没有具体的约束。法律规范上的缺失，或者说违法成本过低，不仅导致惩罚机制不足，也会让那些意图不轨者，缺乏基本的敬畏，失去了基本的行为约束。而从约束和预防机制来说，惩戒机制尚未健全，所谓的预防更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众筹的慈善价值毋庸置疑，但骗捐行为频频发生、相关机制迟迟不到位等情况所伤害的不仅仅是社会爱心，更是整个社会信任机制。别让众筹变“众愁”，其路径一定是法治轨道——从众筹平台和个人层面，强化法规建设和监管约束，让类似的骗捐行为，不想、不敢、不能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