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幢别墅里的老年生存实验

　　6月20日，杭州港东村，老人们坐在一起就餐。A12-A13版摄影/新京报记者 陶冉

　　2018年6月19日，杭州萧山区的一个体育馆里，今夏最火爆的女团综艺节目正在准备最终的决赛。60公里外的一幢别墅里，没有人关心哪个少女将会出道，哪个将被淘汰。

　　年轻人的热闹离他们远去。和女孩子在闪光的粉色舞台上不断提及的梦想、C位、努力不同，11个老人面对的命题是——孤独、健康和死亡。

　　别墅热闹起来

　　下午4点半，日子从厨房的火焰里点燃，朝别墅上空升起。

　　豆腐皮切成薄片，在油锅里煎到微微金黄，表面鼓起小泡。小张正在做烧素鸡，炸完捞起来放冷水里浸泡，“口感脆不脆就靠这一步”。

　　小张61岁，只因是这里最年轻的一对夫妻，大家叫他“小张”。退休后，他在朋友的公司里帮忙卖空调，回家后又钻进厨房，帮聘请的烧菜阿姨做饭。

　　窗外34度，闷热。花白的寸头上挂满汗珠，他干脆脱掉上衣，光膀子在厨房里走动。食指伸进铁锅滚烫的红烧汤汁里蘸了一下，放到嘴边舔了舔，“嗯，可以”。

　　他的妻子玲玲，正在楼上的麻将桌上激战——“吃！”“碰！”“自摸！”“爆头！”桌上全是手，在136张麻将牌间灵活地抓起、放下、挪移。眼花缭乱间，一局打完了。

　　麻将牌的撞击声和着高一阵低一阵的蝉鸣，与阿姨们的笑谈交织在一起，这座位于郊区农村500平米的三层小楼里，共9间卧室，每间带独立厕所和淋浴房。设计时原本考虑儿子、女儿、外孙女各一间，但他们在城里都有房，基本不回来住。

　　一年多前，这个城堡般的房子里冷冷清清，只有78岁的别墅主人朱荣林和74岁的妻子王桂芬，“要么就吵架，要么就不说话。”

　　所在的港东村也不过20户人家。1940年，朱荣林在这里出生，杭州大学(现并入浙江大学)英文系毕业后一直在中学任教，2012年才从城区搬回来。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朱荣林言语不多，嗓音有些哑，和妻子一起出门，他通常落在后面十几米远，小心地迈着步子，头部和双肩向前微微伸探，后背弓起一道弯。

　　两年前，膀胱里的一颗肿瘤拜访了朱荣林。手术后，他不像从前一样爱出门，整天窝在沙发里唉声叹气。

　　2017年5月8日，王桂芬联系当地媒体登了一则“招租启事”，以每月1500元或更低的价格招募六七十岁的老人住进自家别墅，成为“抱团养老”的发起人。

　　“为了让朱荣林开心点，我也减轻一些家务负担。”年纪大了，王桂芬时常感到孤独，“想找些伙伴，说说话。”

　　10天后，就有100对老年夫妻报名。7月3日，其中的5对正式入住。

　　他们出生于上世纪50年代前后，经历了“文革”中的插队、下乡和兵团建设，生养了中国第一批独生子女，退休前是印刷工、电信工、首饰销售员、企业干部……儿女成家后，他们面临着几乎同样的处境——空巢。

　　原本素不相识的他们结成团体，共同抵御衰老和孤独。有人中途退场，有人留下，又有新人加入，目前这里共住了11人，年龄相加超过600岁。岁月正偷走他们的睡眠、结实的筋骨和四肢末端热乎乎的血液循环。

　　黄昏时分，一阵疾风伴着雷电吹进来。这个下午，王桂芬赢了80块钱。麻将桌边的搪瓷盘里，二十几颗新鲜的杨梅正红，江南的“梅雨”到了。

　　摩擦，摩擦

　　7点不到，几位男士已在厨房的清晨里，蒸好红薯。

　　王桂芬挑了最小最歪的一个。有人问，“大姐，还有那么多，你干吗吃这个？”她笑眯眯地没吭声，又问了一遍才答，“后起床的该说，怎么给我剩这么差的啦？”她退休前管理一家200人的化工厂，除朱荣林喊她“老太婆”，其他人都尊称一声“大姐”。

　　从住进这座房子开始，喜欢吃肉的和喜欢吃素的共享一日三餐，体重190斤的和100斤的分摊饭钱，不善言辞的男人容忍着女人之间停不下来的叽叽喳喳。

　　起床时间相差4个小时，一天的摩擦从早晨就开始了。冬天用高压锅煮稀饭，起床晚的抱怨放冷了，王桂芬专门换了保温锅。

　　这里所有的账目透明：朝南房间月租金1500元，其他朝向的1100元。房租用于支付聘请的三个工人工资，厨师每天做两顿饭，每月2000元，修建草木的园丁2000元，保洁阿姨每周打扫两次1200元。

　　饭厅里的小本子上，每人名字后面都跟着一连串“正”字：吃一顿早饭是一画，午饭和晚饭是两画，月底按“正”字笔画数结算。最初是按天算，有人提出对只吃一餐的人不公平，王桂芬把规矩改成现在的样子。

　　选房客时她挑的也是本地人，规避饮食习惯的矛盾。每家认真执行着轮流值日的规则，包括做早餐、买菜、帮厨、洗碗等。但周旋在11个人之间，王桂芬还是觉得累心。

　　“那能有多累？”

　　她回复了一个微笑，额头的皱纹更深了，眼神避开瞥向一边，欲言又止。

　　早餐结束后，68岁的俞幼蒂和63岁的金珏坐在窗边剥豆子。她俩是第一批入住的房客，平常被称呼为“渔儿”和“菊儿”，显得亲切。噼里啪啦的杭州话从她们嘴里蹦出来，像刚剥出来的豆子，“单买四块钱一斤，十块钱能买三四斤。”

　　空气好、房租便宜、饭菜新鲜便宜、有人做伴，是她们来这里的四大理由。每次值日买菜，她们喜欢多买一些，剥完的豆子拿塑料袋密封放进冰箱，雨天不用再去买，客人来了也方便加菜，最重要的是——省钱。

　　对价格的敏锐，大部分来自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艰苦岁月。王桂芬曾依靠那双手，白天拿试管调制盐酸硫酸，挣每月29.5元的工资。晚上她给女儿缝鞋子，应对深一脚、浅一脚的泥泞山路。其他人买菜她有时跟着去，“买不好进进出出相差太大。”

　　66岁的老蒋觉得没必要那么节省，“新鲜的菜4块钱一斤已经蛮好，她们非要到那么远的地方，买了以后就冻上有什么好吃的？”

　　他做过电视节目编导，脑袋上总有一顶贝雷帽，今年1月份才搬进来，住在三楼朝东的房间。洗碗时，他把手机打开，边洗边听廖昌永的《草原之夜》。

　　他不明白，再过十几年想吃也吃不了，想动也动不了，这人生最后一段路为什么不好好享受？“三个女的我不好讲，要是男的，我就要讲。”

　　“他姓蒋，很会讲的，可是呢，光讲不做。”渔儿的丈夫毛毛和老蒋争吵过，他说家务活老蒋从来躲着走，“媒体来他才来，平常不怎么来。他很热心，忙前忙后接待，这点还是要肯定的。”

　　毛毛也遭到过其他人的吐槽。

　　原先，晚上六个人打扑克，三人一组。毛毛输了牌很较真，会埋怨队友。于是，晚饭后唯一的娱乐活动就此搁浅，大家吃完饭散步回来，各自回房。

　　结束了那些孩子般荒谬的纠纷，第二天早晨他们又坐在一张桌子上，从同一个盘子里夹起同一个菜。

　　“养老是家事也是国事”

　　6月22日一早，朱荣林、王桂芬和老蒋不到8点就出门了，到杭州电视台录节目。

　　地铁上，看到老蒋掏出三四页密密麻麻的稿纸，拿起钢笔又添了两句话，王桂芬不屑地笑了笑，“准备什么啊？人家问什么，随随便便讲就好啦。”

　　几个月来，媒体的邀约不断。

　　老蒋翻开一个文件夹，收藏着自2017年5月8日第一次公开招募老人至今的所有纸质新闻。

　　“没有一个媒体是我找来的，都是记者主动上门，说明什么？”老蒋经常引用《人民日报》时评文章里一句话，“养老是家事也是国事”。

　　根据文中提到的权威统计，截至2017年底，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有2.41亿，占总人口17.3%。一般认为，老年人口占10%，即意味着进入老龄化社会。

　　上午10点，录影棚里的聚光灯打亮，照在三人脸上。16个嘉宾围坐在一起，关于养老新模式的两个小时讨论里，超过三分之二的时间都集中在他们三人身上。

　　杭州市养老服务指导中心的徐主任发言说，目前政策仍集中在对“失能”、“失智”老人医养结合的保障建设方面，还没有关注到老年人向往更高生活品质的精神诉求，“抱团养老现在尚属于初期没有形成规模，政策仍有滞后性。”

　　老蒋觉得这种模式可以复制推广到全社会，“能引起政府作为一个养老案例参考，我就够了。”

　　一位研究《中国老年人的养老模式》课题的高校老师曾来到别墅拜访数日。6月17日，央视新闻频道关于朱荣林家“抱团养老”的节目播出后，他联系了毛毛询问最新情况。

　　他在微信中和毛毛说，“经济民主做得非常好，但是否可以复制，目前很难讲。”毛毛觉得这事非常依赖于组织者，“大姐劳心劳力，才得以维持。”

　　一年下来，朱荣林最没想到的，就是小别墅被放到聚光灯下，入住成员彼此之间的友好和矛盾似乎也都被放大了。

　　“小说啊，报纸啊，都有些夸张的呀。有一个作家，写一个鼻子(注：果戈理作品《鼻子》)就写了八千字。” 对朱荣林来说，热热闹闹的没什么不好，“我们这个岁数，名和利都已经是空头支票，就是玩玩吧。”一家香港媒体告诉朱荣林，之前录制的节目推迟播出，他回复短信：“never mind”。

　　他最关心的，是家里因人员过多产生的高额电费。按阶梯式电价政策，他家只有两口人，户均用电量从今年3月份起，就超过每月4800度，按最高区间收电费。一度电的价格从0.568元提高到0.888元，每月3000度电，要多花960块钱。

　　大把琐碎的日常生活里，没有“社会”、“政策”、“养老趋势”这样的大词。相比为整个国家的老人解决养老问题的宏大意义，他们对自己追求的意义概括得很简短——“我活着，还健康。”

　　节目录制现场，被问到有什么需要解决的问题时，王桂芬说：“希望能有一个医生，每周来做一次体检。”

　　天黑得很慢

　　录完节目已是下午1点多，早晨的雨一直没停。

　　朱荣林撑伞走在雨中，小号淡绿色衬衫裹着瘦弱的上半身依然显得松垮，露出白背心和凸出的锁骨。双肩包里，他背着王桂芬的黑色披肩和两杯冲好的泰国咖啡，用软布保温套包住。

　　坐了7站地铁后，两人在回家途中下车，到省新华医院开药，回到家时已经下午3点50分。他们专门去一趟要消耗一上午的时间和体力，朱荣林不想浪费这次宝贵的进城机会。

　　因为离市区医院太远，渔儿和毛毛因为身体原因马上要搬离别墅了。

　　今年1月份的一天，渔儿晚上7点正准备漱口，突然感到头晕、心悸，本想睡下休息一会儿，又不由担心，“我们家毛毛不在，万一夜里心脏病发作了怎么办？”

　　毛毛今年69岁，身高1米81。年轻时在黑龙江鹤岗附近的建设兵团劳动时，玉米面贴饼子二两一个，他一顿吃八个。现在两天也吃不了那么多，体重却从132斤变成190斤。

　　渔儿发病时，他正在泰国旅行。当晚，120急救车把她送到附近瓶窑镇的医院，到了医院，渔儿不舒服的感觉减轻了许多，没有检查出详实的病因。她猜测是冬天血液循环不畅，导致心脏供血不足。毛毛很后怕，“要不是有大姐她们打电话叫车，老周和玲玲陪着去医院，还不知道会怎么样。”

　　他是每天最早起床的人，晚上10点躺下，早上4点醒来。别墅的夜晚很早就安静下来，却没那么容易沉睡。

　　夜里1点半醒来，朱荣林依靠安眠药可以继续睡到4点半。早上8点多，他碰到刚起床的老蒋便调侃：“你现在睡那么多觉干吗？以后有的是时间睡，你丈母娘不是在养老院里天天睡觉吗？”

　　别墅里，大多数房间是两张单人床，起初是双人床的也让大姐换掉了。打呼噜、翻身、起夜、睡不着，这些上了年纪后一股脑冒出来的问题，一张床上很难共存。“如果有条件，最好是一人一间房。”

　　录节目那天是夏至，一年中天黑得最晚的一天。

　　三天前，老蒋刚从书店买回一本书：《天黑得很慢》。

　　作者周大新在讲述写作缘由时提到，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提着两袋洋葱站在四层楼的单元楼前面说，“这两个洋葱太重，我不知道能不能提上去。”那是他第一次感觉到晚年力气被剥夺后深深的无力感。

　　从书店回来天色已晚，老蒋家5岁多的小母狗“格格”正在院子里等邻居家的小公狗。

　　妻子外出不在，这只黑白相间的中华田园犬被他带到这里。吃饭时，它用鼻子轻轻推着老蒋屁股下面的木凳子腿。老蒋一站起来，它又一声不吭跟上他的拖鞋。

　　买书那天下午出门时，他看到“格格”在等那只棕毛狗，一直等到天黑。老蒋拍下这一幕，准备写进日记，“陌生的环境里，动物尚且有社交需求，人呢？”

　　从六十岁退休到八九十岁失去官能和智力，还有一段长路要走。在学习衰老的日子中，他也记录着这些时光，“也许哪天我也写一本书”。

　　对老蒋来说，狗是晚年重要的伙伴，如同《简·爱》里罗切斯特的猎狗派洛特，当他眼前一片漆黑时，狗依然在身边。

　　“人”字的结构是相互支撑

　　从医院回到家时，一对老人已等在朱荣林的客厅里。他们从报纸上看到毛毛和渔儿要搬走的消息，赶来看房子希望入住。

　　老太太74岁，上楼梯时迈两步才能登上一级台阶。老伴78岁，耳朵不太灵光。王桂芬觉得年纪偏大，让他们登记姓名电话，本想等周末见完其他房客再决定，但禁不住他们的诚意，最终答应试住三个月。

　　她回来前，毛毛已打听清楚，这对夫妻自家有房，买菜做饭亲自动手，且住得离城里远，不需要经常看病。

　　“他们是真心诚意要来一起住的，不是没地方住来讨便宜，和我们当初是一样的。”出于无奈离开，他希望新来的人，可以把这样的日子继续过下去。

　　他伸出两根食指拼成一个“人”字，又粗又圆的手指肚挤在一起，形成相互支撑的结构，“认识了大家，我是很高兴的。”

　　“以前都说养儿防老，但他们自己都养不过来。”他的儿子是丁克家庭，夫妻俩是驴友，在一家综艺节目的剧组工作。他对儿子的生活模式早已放弃了发言权，“人这辈子，没有多少年能自己做主，能为自己活，蛮好的哦。”

　　微信的收藏夹里，长长一列全是儿子从世界各地发来的照片。“这是他和邓超，这个是江一燕”，他指着蔡少芬说，“这好像是香港的。”

　　每个月，儿子最多来家里一次，“就来吃顿饭，6点开饭，5点半才到，7点一过就走了，好像是完成任务。”

　　这里的房客大多和毛毛一样，是两夫妻加独生子女的核心家庭，孩子在1978年后出生。他们觉得是被子女“抛弃”的第一代，也是大规模住进养老院的第一代。

　　来到这里，是为养老院里最后的生活预习，预习着如何“不给别人添麻烦”。

　　最舍不得毛毛和渔儿的，是菊儿。去年9月，菊儿下楼梯时右脚摔伤动不了，渔儿连续三个月给她擦身洗澡，每周一次。她一直喊渔儿丈夫的小名“毛毛”，临要搬走才知道，他叫叶季华。

　　菊儿的丈夫老周是11个人中话最少的。吃完饭离席时总是悄然无声，没人值班时默默跑去洗碗。若不是每天大门口至少两三个网购的快递盒子，他在这座房子里几乎没有存在感。

　　夜里睡不着时，他打开手边的投影仪，各种各样的电视剧投到天花板上，他躺在床上戴着蓝牙耳机，盯着天花板，度过失眠长夜。

　　他最想参加的生存实验是在太空舱里生活180天。孤独，他觉得可以过关，但身体恐怕承受不住。

　　“来到这个世界是偶然，离开是必然。”老周的话掷地有声，正如日本导演是枝裕和在小说《步履不停》中所书写的——

　　“我知道，他们迟早有一天会走，但那也只是迟早。我隐隐约约地感觉到，许多事情已经在水面下悄悄酝酿。但即便如此，我却故意装作什么都不知道。直到我真的搞清楚的时候，我的人生已经往后翻了好几页，再也无法回头挽救什么。因为，那时，我已经失去了我的父母。”

　　下午6点，又到了晚饭时间。小张系着花围裙，一盘又一盘刚炒好的菜从厨房端上来，冒着热气。朱荣林缓步走到楼梯口大喊一声：“吃饭咯！”

　　“来咯！”木楼梯上传来脚步声。

　　A12-A13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陶若谷